赵永甫,1954年生，河北昌黎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校长，海军少将军衔。1972年入伍，1974年至1977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历任军代表室军代表、副总代表、总代表，军事代表局总工程师，海装舰艇部处长、副部长，海军论证中心舰船所总工程师、副所长，海军装备研究院舰船所所长等职，2007年12月起任海军装备研究院院长，2009年6月晋升海军少将军衔，2011年2月任海军工程大学校长。现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曾在国防大学学习进修，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访谈中，赵永甫回顾了自己在特殊的“文革”年代进入交大所亲历的特殊教学法、师生关系、毕业分配等情况，重点谈及他担任海军装备研究院院长期间带领科研团队为海军装备建设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的经历，讲述了他现任海军工程大学校长期间为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军队综合大学的各种举措与观点。
口述：赵永甫
采访：盛懿、欧七斤、胡端
时间：2013年6月6日
地点：海军工程大学校长办公室（武汉）
记录：胡端
编者：胡端
交大在特殊年代的特殊教学
我是1954年出生在河北省昌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昌黎县东临渤海，境内有秦皇岛黄金海岸3万多平方千米。生长在这片辽阔蔚蓝的大海边，让我自小就对海洋有一份特殊的向往与亲近。我入伍海军之后，对大海的情感归属就更深了。1974年“文革”期间，我凭部队推荐被保送到上海交大求学，当时是特殊年代，我们没有参加高考，是作为交大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直接招进去的。能进入交大这所国内外著名学府读书，我们当时是非常激动与兴奋的。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学的专业是与我的“海洋梦”直接相关的水面舰艇设计与制造，跟我所在部队的海军装备技术也紧密相连。我对这个专业很有兴趣，很有感情，学习起来比较努力。
在那个特殊的“文革”年代里，上海交大的教学法也很特殊，称为“开门办学”，就是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使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当时不是坐在教室里上课的，而是与实习场所结合，去的地方有701所上海分部、上海求新造船厂、江南造船厂等。701所是搞水面舰艇设计的研究所，我们在那里跟着师傅们一起画图纸，从船体设计到计算，都有老师傅手把手地带着我们这些徒弟。求新造船厂当时是主要的实习基地，我们在那里跟一线的工人吃住在一块，一起搞设计，跟着他们学焊接、搞装配，每一个分段去建造时还一齐上船。另外，这个厂本身也有设计所，我们就直接住在那里，整天跟着设计所人员一同参与水面舰船的设计及建造工艺，印象至今都很深刻，对我以后的工作方式和思路影响也很大。
在交大总共三年多的时光中，在校学习与在外实习的时间差不多各占一半，这种特殊年代的“教育革命”虽然单方面突出实践教学，但确实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对于我来说，通过经常下到工厂和研究所，逐渐对造船领域内各工种、工艺、装备有了非常直观、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从基本不懂造船到初步掌握造船技能，再到深入了解行业门径，这几个步骤的跨越都很不容易，要归功于交大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当时教过我们的老师比较多，印象较深的有班主任刘秉瑛，辅导员毛杏云、陈雪深，专业教师肖熙、赵隆威等。特别是赵隆威老师，教我们工艺结构的，整天带队让我们出去实习。当时的师生关系非常亲密融洽，学生在实习期间住在工厂或设计所里，老师们也不回家，陪着我们一块住在那，在生活、学习方面对学生关怀备至。不像现在的大学，老师上完课就走，师生间接触很少。
我们班当时共有37名工农兵学员，像我一样从海军部队来的很少，只有2名。来源最多的是从地方各造船厂来的工人，有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求新造船厂、中华造船厂、芜湖造船厂、武昌造船厂等等。这些同学在来交大之前，很多都是一线的技术工人，所以对造船知识和技能相对熟悉，有一定的基础，通过在校学习，理论水平与动手能力都得到进一步提升。他们毕业后回到厂里，大部分都得到重用，从普通工人升为技术员、工程师、厂长的比较多。我们同班同学共出了三个副厂长，他们是求新造船厂副厂长叶恩宝、上海船厂副厂长胡晶澄，解放军安庆4812厂副厂长朱抗生。另外，我们那个班的女生数量还不少，共有10个，毕业后基本都回到造船厂。其中，比较有成就的是肖海燕，比我小两岁，现在是中国船级社上海分社党委书记。
1977年毕业分配时，班上唯一的两名海军，一个是分到南海舰队装备修理部，我则被分到海军装备部驻9318厂军代表室，当军代表，负责搞军品的验收与检验。结果，一到工作岗位上，上手很快，因为这些验收工作，我在求新造船厂实习时都已接触过，所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不像有些毕业生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工作适应期。此后，我从一般军代表开始干起，先后担任船体组组长，副总军代表、总军代表，再到北京的海军装备技术部当处长、副部长，然后到舰船所当所长，再到海军装备研究院当了三年半的院长。一路走来，我的工作经历始终跟所学的造船专业没有脱离，而且对口连贯。直到2011年到海军工程大学当校长，才算是离开了造船行业，从海军装备研究转变为培养海军建设人才。但无论如何，上海交通大学三年多的专业学习，为我今后的个人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海军装备研究院的工作经历
1977年从交大毕业后，我陆续调动过的工作岗位有很多，其中服务时间较长的是在海军装备研究院期间，为海军首长的决策提供服务。海军装备很复杂，一旦确定发展战略，要掉头很难。有些硬性装备的发展所需的周期很长，比如现在的航母，早在1989年刘华清同志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时候就组织海军装备研究院一班子人提出来了。包括成立海军装备研究院本身，也早在他当海军司令时就已经成立了前身——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了。未来的作战要与战场环境怎么配合，这构成了对海军装备发展的需求与牵引，同时技术水平也推动装备的发展，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两者是互相作用的。这些明确了海军装备发展的清晰脉络。当然，这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一个个科研团队通过分工努力的结果。
作为个人来讲，我在海军装备研究院当院长时，主要负责带领科研团体从事装备研究，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每一个科研团队都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发展方向，许多想法都要求自主创新，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往下走。因为装备的更新升级非常快，每过几年，在发展方向与技术上都会超越过去，所以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有些课题我也亲自参与，包括论证报告最终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观点，都需要我亲自把关，责任很重大。要做好海军装备研究院院长很不容易，需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部队工作实践经验。另外，还要有对作战方面的宏观了解。装备和作战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虽说现在很长时间没有打过仗，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放弃研究战争。我们的对手是谁，对手的水平怎么样？仗在哪里打？怎么打？这些问题都是研究装备的人所必须要了解的。
在装备研究院期间，我们跟飞机、导弹等部门的联系非常紧密。海军是多兵种、综合性的，跟以前的海军概念完全不同了。现在陆军有的，海军都有，比如坦克，海军陆战队；空军有的，海军也有，比如武装直升机、作战飞机与保障飞机。尤其是我们有了航母之后，作战飞机就更多了。所以说，海军是水上与水下的装置都得具备。另外，军队要搞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靠的也是海军，陆军在这方面没有海军的优势，海军可以把飞机载到国外，比如在亚丁湾护航时也可停靠他国的港口。现在，我们跟许多友好的国家都有海军之间的交流。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青岛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的海上阅兵活动，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印度、韩国等14个国家的21艘军舰接受了他的检阅。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只有海军能做到这一点，其他兵种不太可能实现。此外，我们海军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技术，提高我们的发展起点，站在一个新的平台和起点上，我们还要结合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转向海工大，以培养军事人才为己任
作为军队的综合性大学，全军共有5所：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武汉的海军工程大学、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郑州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南京的解放军理工大学。这五所学校代表着军事教学科研与高端人才培养的方向。海军领域唯一的一所就是海工大，我当了校长之后，主要把精力转向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两个大方面，瞄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综合大学。
我是搞海军装备研究出身的，现在当了军校校长，工作任务与性质发生变化了，自己也面临着转型。虽然我以前没在大学从事过人才培养工作，但在海军装备研究院时也培养过人才，那里也招收研究生，只是数量较少，当时不是我的工作重点。现在到了海工大，如何培养自主创新人才成为我要思考的中心工作。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国家在人才培养上对军队综合大学提出了尽量向“985”院校靠拢的高要求。这对我们学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作为一所军事院校，海军工程大学必须将培养军事人才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培养出来的学员必须全面适应部队需求，若是出去的学员在军队不适用，那就说明学校的培养是不成功的。而要做到军事职业教育与部队需求接轨，我们非常重视对学员强调一种军人的“身份”与“天职”。军人跟一般的普通群众背负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军人在思想行为上必须时刻能够约束自己，时时想到的是如何能打仗，如何打胜仗，这才是真正的军人。这是学校培养人才首先要搞清楚的方向与任务。
其次，培养人才必须具备一流的师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学校与其他兄弟院校相比还有所不及。为了借鉴外部的先进经验，前段时间，我带队去了中国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等六所院校调研，去了之后感触很深。这些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多好做法。比如人才引进政策，这些学校可以为人才安排50万的科研启动基金，其他待遇也能保证。但我们学校可能做不到，因为是部队编制，某些方面会受到体制或政策的限制。1949年建校之初，来过一批清华的毕业生，交大也来过两个教授，但是现在基本都退休了。此后，师资来源主要以学校自身毕业的居多，国防科大等军校系统的来得稍多一些，现在前来任教的门槛也在提高，一般都要有博士学位。与地方院校不同，我们学校进人的编制都是由部队定的，每年留多少，必须走多少，但流动量还是比较快的。不过，快速的人才流动并不影响学校科学研究与文化传承的氛围。因为学校一大批老教授非常注重延续学术传统，即使是八九十岁高龄，仍然还在带研究生。前不久，学校还开展“名师有约”活动，许多老专家教授带着深厚的感情，对青年教员畅谈如何做好教学、科研等本职工作，效果非常好。
我们学校以前以学历教育为主，为部队直接培养人才，生源除一小部分来自于部队外，绝大部分来自全国高考录取。近年来开始搞任职教育，结合部队需要培养人才。比如部队今年需要多少搞造船的、搞通讯的，都是下指标，定岗定位，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展开培养。任职培训教育现在成为学校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已培养的海军人才占到全部海军院校的40%—50%，还有50%是学历教育。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任职培训，我们主要都是通过结合实际的课题研究来支撑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如果没有课题带动，仅仅通过空洞的教学对研究生的培养是无多大意义的。有了课题，让研究生在其中确定一个方向，结合实际，效果是不一样的。他们到部队之后，许多工作能够立刻上手。那么，确定什么内容的课题来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更具有针对性呢？这就得益于我在海军装备研究院的工作经历。最起码，我对海军装备目前存在哪些瓶颈，哪些方面还可以开发研究等问题比较了解，对今后五年、十年的装备发展趋势也很清楚。这样，我就能从已有的认识出发，相应地引导科研团队加强薄弱环节与前沿领域的课题研究，这种研究基本都是对海军长远发展有深远意义的。
对母校造船学科的一些希望
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心目中，尽管全国有30所大学设有造船专业，但母校的造船专业长期以来都一直处于全国龙头地位。我们不仅拥有一流的船舶教学方面的前辈名师，一流的船舶试验池，而且还培养出了许许多多在船舶总公司、科研院所、大型造船厂的领军人才。但是，时过境迁，交大造船专业现在要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了，因为其他院校在这方面已经追赶上来了。从目前来看，交大出面承接军方的大课题基本没有，在国防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很少，甚至愿意在造船这个行业工作的毕业生也渐渐少了。这是令人担忧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可能重视程度有限，另一方面跟总装、海军之间的交流、沟通、合作太少。哈尔滨工程大学近几年在在这方面搞的课题就比交大多，几千万几个亿的课题都能拿下来。其实，海军方面非常需要委托高校开展课题研究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双赢的，既是对院校本身科研能力的促进，也是对国防建设一个大的支撑。像交大这样一所院校水平再高，能力再强，如果不能进入国家的武器装备领域，也是有缺陷的。试看美国一些大的高等院校与企业，对武器装备的研制是非常重视的，为什么这些大财团对他们国家的发展有发言权呢？因为他们有支撑的贡献在里头。但现在我们交大在海军武器装备领域话语权很弱。
此外，交大造船学科近几年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很少。我们海军工程大学倒是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院校合作得很好，他们非常活跃，基本上已经进入关键的武器装备领域。一进入这个领域，不仅下拨研究经费，而且提供大量的技术改造费和技术措施费。比如一些重要装备的研究都有“技改费”和“技措费”，只要进入这个领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被列入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都会拿到。这笔费用对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后续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交大在这方面就有所欠缺，因为没抓机会参与进去。所以，我希望交大造船专业能重振雄风，特别是在军队国防层面上提高知名度。我个人建议交大：一是紧盯海洋强国战略，研究更多的创新成果；二要发挥龙头老大的作用，带动学科整体发展；三要加强院校之间的合作交流，培养新型的造船人才。
交大除了要在造船学科本身有所突破外，还要对学生的海洋意识、国防意识上加强培养。不仅是交大，整个国家都要加强这种意识。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面积，国家的交通命脉在海上。同时，造船又是一个从原材料、机械设备、武器兵器等各方面能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行业，因此，必须在国民中注意海洋观、海洋意识的教育与普及。可喜的是，目前国家战略层面对海军国防事业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加强。原先有个提法叫“陆海空三军”，现在都是“海陆空三军”了，而且现在很大一部分能源和原材料（比如石油）的进口都要通过海洋，所以，海上交通要道需要强大的国防和海军来保障。造船和海洋工程应该说未来还是很有前景的，作为在这个行业有传统优势的院校，交大近几年有所落后，今后应该重点加强，重新奋起。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