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模，1960年生，福建福州人。1978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舰船设计与制造专业，1982年毕业。先后在广州船厂、中海油研究总院工作。主持了3艘FPSO的设计，作为主要贡献者参与了8艘FPSO的自行设计；主持“浅水超大型浮式生产储油系统关键技术”国家863课题，解决了大型FPSO浅水应用的世界性难题；获得22项国家技术专利。2010年获船舶工业界最高荣誉“船舶设计大师”称号，是石油行业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访谈中，范模谈到了1978年的高考盛况，埋头苦读的大学时代及大学生活点滴，也谈到了自己从南到北的工作轨迹及工作中钻牛角尖的趣事，对于成功与职业的选择，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诠释。
口述：范模
采访：欧七斤、漆姚敏
时间：2012年5月18日
地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
记录：漆姚敏
编者：漆姚敏
78级话高考
我的祖籍是福建省福州市，上中学之前，我在福州外婆家长大。我外婆家有5个舅舅，2个姨，除了最小的那个姨因为赶上“文革”没有上大学以外，其他都是大学毕业的。我父母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在外地工作就回不去了。我是上到小学毕业后，大概1973年才从福州来到天津父母的身边。我跟交大的缘分？很简单，就是四年，这四年在上海交大上学。为什么会上交大？为什么会跟这个造船行业结下缘分呢？现在回想起来也比较简单，说实话是我舅舅的影响。大概六十年代的时候，我的几个舅舅选了军工行业的大学上，结果毕业以后全部分配到军工企业，去了三线，很偏远的地区，那个年代基本就很难回来了。后来舅舅就跟我说，你以后要上大学，不要选这种高端的专业，不然大学以后，可能就回不来。那个年代是统一分配的，不像现在是自己找单位。他说有两个专业可能不会跑到内地去，第一个是造船行业，第二个是纺织行业，其它的都不好说，包括钢铁厂都有往三线迁的。所以说，后来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定学校而是定专业。先选定这两个专业，然后去靠这个学校有没有这个专业，基本上是这样的。
回过来说高考，我是1978年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但是，1977年第一届高考我也参加了，当时在天津第八十二中学上学，报名的时候就是想试一把。高中内容没怎么学，就参加考试，具体考了多少分也不知道，反正是哪个学校都没录取。到了1978年高考的时候，我是下了好大力气去备考。当时是知道成绩后报志愿，挺好的。重点学校可以选10所，非重点学校也可以选10所，前后加起来20所学校，自由度很大。我父亲很崇拜高精尖的专业，考完后，我们一直在商量报考清华大学的核能物理专业。当时国家正在计划建设环形加速器，我也很想报清华的这个专业，在志愿表上把专业、学校名字都填好了，最后临交之前还是把它改掉了。我又想起我舅舅说的话，你要想留在沿海、留在大城市，你只能学这个专业，你选了高精尖专业后，今后可能就去偏远地区了。因为咱们国家只要跟军工有关的，只要跟高精尖有关的，按当时政策就是往三线调，往内地调，往偏远地方调。所以，我改志愿了。我上小学时我舅舅给我讲的这样几句话，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以后，我就考去上海交大了。
应该来说，我们考上上海交大确实很不容易。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报考状态了，后来有个统计，我们那一届报考跟录取的比例是后来再也没有过的，印象中是80几个人里面录取1个。1977年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是中断了10多年以后第一次高考，影响还没起来，报考人数还不是很多。真正有影响的时候是我们1978级，历年积压的好多人都来高考，考生中有工人、农民，干什么的都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所占比重反而不多。那时考取比例非常低，80多人取一个，要考上重点学校更不容易。
过得很快的大学4年
说起船舶专业，其实我对这个行业从小就比较喜欢。这可能跟小男孩的兴趣有点关系，小时候就喜欢一些个飞机啊军舰啊之类的。所以报考这个专业，舅舅的影响是一方面，自己对这方面也是有一些兴趣，就这样，我上了交大。
但是，大学过得很快啊！大学4年，现在要让我回忆这4年里面做了哪些事？很难。近几年我跟几个校友聊天，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就说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都很难回忆起来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事，好像印象都很淡。什么原因呢，太单调了，就两件事：学习、吃饭，就三个点：寝室、教室、食堂。后来，我们毕业十多年、二十年以后再回学校，碰到的老师跟我们说，这20年来就77、78那两届是最用功的。当然，到第四年课程少的时候，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打打牌、下下棋啥的。但是前面三年半，是全部扑在学习上面的。大学4年很快就毕业了，还真想不起来做哪些事了。回头想想，我们当年都到什么程度了：毕业20周年我们同班同学聚会的时候，男同学女同学坐在一块说话，当时大家就说今天晚上说的话比我们那4年说的话还多啊！可见当年男女同学之间交流少得可怜。
我印象中我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上完一节课，只要有听不懂的，一堆的学生围着老师问问题，老师下了课都走不了。这可能跟我们觉得进到大学很不容易有关。当时学校里同学岁数相差非常大，有我们这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岁数比我们大很多的成了家的，甚至有父亲上大学、小孩上小学的。一个班级的同学踏进学校以前什么背景的都有，除了应届毕业生以外，从工厂来的有当工人的、有当过车间主任的，从农村来的有插队下乡的。但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求学的欲望都非常强烈。谁也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不像现在的学生，抱负非常大啊。你要问当年我们大家有什么抱负，谁也没什么抱负，就有类似于我这种感觉的——从80几个人里面挑出一个人上大学——真不容易，一定要把学上好。我上中学时一个年级有十几个班，其中两个快班，我是一个快班的学生。你想想，十几个班挑出两个班的人，所以，在中学就感觉要争气啊。然后，又考上海交大，当时上海交大在全国还是很响的，就觉得一定要用功啊。就这样一步步走来，感觉自己很不容易，因此特别珍惜。说起同学们读书的刻苦劲儿，都疯了，夜里个别同学都学到凌晨一两点。班级里你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全班四五十人都学习到很晚，好像就应该这么做的。这跟社会发展有关系，如果说我们当时是那么学的，我们出来以后，它确实没用上，我们也不会觉得遗憾，当时人们的思想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要重新再上一次大学，我肯定不会那样。因为社会已经不需要那样，不需要业务上面要精到什么程度，可能需要其它方面知识更广一点，需要在学校得到其它的一些锻炼。我们当时其他方面的锻炼，可能太少了。
听编教材的老师讲课
我们在交大的课程挺多的，一个学期大概十几门，一年下来二三十门，四年下来的话很多了，压力很大。单位里和我同来的别校毕业生，我说这些课程你怎么不学呢，他说学校没让我们学就没学。总体上，我感觉交大的学习氛围比较好，基础课程抓得很牢。我们参加工作当然会用到一些高深的东西，但是也离不开基础的知识，本科期间学的内容很重要。我们单位招人规定必须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即使这样，有时候我做评委，我就是看他们本科的学习内容、学习成绩，研究生期间的东西看得少。参加工作，尤其是到了企业，如果不是做高深科研，本科阶段学的东西更重要，研究生阶段的反倒其次。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相当不错的。学校有规定，编教材的老师第一年必须自己上台讲课。由于是刚恢复高考，那些编过教材的老师都在讲课，正好全部被我们赶上了。我们一看，这本教材就是他编的，听他讲挺好的。因为“文革”停了十多年课，十多年没出教材，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刚出新教材，我们之前的77届他们没赶上。等于老师们十多年以后重新编制的教材我们第一个拿到手里！老师花了很大心血，都讲到点子上了。读本科时的专业课本我全保留着，铅印本的，全套的！爱不释手啊，工作中时不时要用到的。我离开学校已经三十年了，有时候还要把大学时代用的书本翻一翻。我现在跟年轻人讲业务，遇到想不起来的地方，我还翻一下我的课本，哦，书里是这么说的。
记忆犹新的大排面和假期旅行
我们读书是公费，自己就是掏点买书的钱，别的没有什么花费。我们那时候能吃啊，上海学生定量是34斤粮食，比市民高，但还是不够吃，家里月月还得寄全国粮票。那时候物价也便宜，我们刚入校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15块钱就够了，后来贵一些，20块也够。像我第一年入校的时候还有助学金，不是现在的奖学金，叫助学金，人人都有份，只不过多少而已。我从城市来的，家里有收入，家庭平均指标就高一点，指标一高呢助学金就少了，当然也给你一点，给9块钱。同学中有多的给28块5毛，那这就很好了，他们一学期家里不用寄钱就能生活了。那时候我拿了助学金，家里再每个月寄二三十块，加上学校的9块钱，有30多块钱，吃得很好。赶上节日或寒暑假，我还自己跑杭州去玩一玩，跑苏州去玩一玩，感觉很好。
我对学校里的大排面印象特别深。那个大排面，最早是一毛八，到毕业的时候涨价了，但是涨价之后也做得特别好。哎呀，大排真大，一碗面两毛五，我们的夜宵天天吃。最近几年我有时回学校，我同学杨建民说，走，出去吃。我说今天就咱们俩，咱们别跑外面去，咱们俩还穷讲究干嘛，就来一碗大排面，我们俩就去了。当时学校门口十字路口那里有个店卖汤包的，小笼包一屉五毛。我每礼拜天到那里买两屉，改善一下生活，再加一碗小馄饨，当时就好这一口。
我们那时候跑过的地方很多，几乎把上海市所有的公园都转了，上海周边很多城市都玩了。我现在碰到的这些年轻人，包括我儿子，寒暑假怎么老在计算机里折腾那个游戏呢，怎么外面都不想转呢，寒暑假就回家了。我们当时放假回家，买车票回天津的话，路途有3天时间，我可以中途下车，路过济南、路过南京，我就下车玩，玩完以后再上车回家。当然上车以后没座位了，但是那票不作废。你再上车，在有效期内抵达就行。我们都指着寒暑假回家的时候玩。苏州啊，无锡啊，全转悠了。同学们都是这样的。也不用花很多钱。有说这次玩苏州花销大了一点，多大，10块钱，玩3天！掏出十块钱，一个地方能玩好几天呢。
那时从穿的、用的上面，看不出谁富谁贫。富一点，体现在吃的上面。我吃两屉小笼包，然后买了大排面，别人可能一周吃两次，也有的一周可能吃三次四次。就是这样一个区别，从穿着上面看不出来。从活动上也看不出来，你去周边转，全班同学都去过，都转了。总体上大家状况还是比较单一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个别研究生开车的都有了。我们班里那时拿到28元助学金的同学，会感到很自豪。这个，你没拿到吧！你家里有钱嘛。我拿到了，因为我家就父亲工作，母亲没工作，还有3个弟妹，我穷嘛，我能拿到28元的助学金，等等。当时就比这个呀。现在比这个吗，现在一说家里没钱，那挺……说不出口的吧。
天南地北造就南腔北调
我们毕业属于统一分配，上学期间国家没收费，但是毕业以后必须听从统一分配。我是1982年毕业的，那一届上海学生的比例比较大，他们基本留在上海，上海造船厂、研究所比较多。我们北方的、还有一些偏远外地的，基本上都去了广州。去广州的大概有19个人，黄埔船厂5个，广州船厂14个。当时广州造船厂要了很多大学生，我们系就去了10几个人，加上其他系的，整个交大去30多人，再加上其他学校去的，那一年广州造船厂进了80多个大学生，这是建厂以来都没进过这么多人。我在广州船厂干了三年，第一年实习，然后分配到船舶研究所做设计，干了两年多。后来陆陆续续走的人很多。我本来就觉得离家太远，一看别人走，心里也萌生了走的念头，就调回来了。在广州的那三年，大家过得很潇洒，吃啊、喝啊、在周边旅游啊。虽然仅三年时间，但比在学校过得要红火得多，滋润得多。虽然钱也不是很多，50多块钱一个月，但是感觉很自在。这三年也做了一些实际的事。现在我回过头来想想，这三年其实对我后来帮助挺大的。虽然我现在做海洋工程设计，但是我对船舶比较具体的认识其实是在那时候形成的，这段工作经历以后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1985年10月，我调到石油部门工作，回到了天津。中海油在塘沽有个做海上石油设施设计的工程设计公司，我调回来就在那个单位工作。从那时到现在，基本上有30年，我一直从事海上石油设施设计的工作。海上石油设施里面分两大类，一类是固定平台，那不是我们做的；我做的主要都是浮式系统，漂浮的东西，比如说，钻井船、FPSO、系泊系统等，我在石油系统做的大部分就这一块的东西。在塘沽，我干了13年。
1998年，我来到中海油研究总院，一直干到现在，还是设计工作。在石油部门所做的事，面要比造船厂的面来得大、来得广。我当时在造船厂只是做一个产品的设计，什么万吨船、散货船、游船，都是单一产品的设计。到石油部门所做的事，面就广了。海上生产装置，还只是油田生产里面的一个环节。这一块的工作，对开拓视野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石油部门这么二十多年干下来，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甭管是在广州那边干还是后来到石油部门这边来干，船舶或海洋工程这个专业，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如果重新再上大学、再选专业，我还选这个专业，海洋工程。如果就这个专业选学校，还选交大。目前全国做船舶和海洋工程这块的学校很多，从北边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始，一直到南边的中山大学、武汉水运啊，还有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总体上感觉交大出来的学生还是比较被认可的。
我说话有个很大的特点，很多人听不出来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南方的人听我像北方的人说话，北方的人听我像南方的人说话。要是我不做自我介绍，很多人不知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口音比较杂。我住过的地方都是属于方言很有特点的地方，像我小时候在福州住过，福州话现在简单的能说一点，听是没问题能听懂。读中学在天津，呆了五年，天津话在北方语系里也是很有特点的。然后大学跑上海去了，上海那一块的话也很有特点。毕业以后，去广州造船厂在广州住了3年，然后又到天津塘沽住了十几年，然后再跑到北京来住了十几年。就说全国各地方言有比较明显特点的地方我都呆了一下子，造成我现在说话的口音，真是南腔北调。
大师=积累+灵感+机遇
我们班有两个设计大师，我，还有胡可一，他是2008年评上的。我与他四年中有两、三年还是同寝室的。我被评上船舶设计大师的时候，我跟同事说，我评上大师还并不是最感到兴奋的，我最感到兴奋的是什么呢？第一届船舶设计大师评选时，我也参评了，在场的有我同班同学4个人，两个参评的，还有两个评委。胡可一是这一年评上的，我是2010年评上的。老实说，我当时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并不是最优秀的，但后来在这个领域里有一点成绩。有时候很怪，不光在我们这个行业，我也听到别人说学校学习成绩好的，很难说在今后工作业绩上是表现最出色。现在我们说这个大师也好，各个厂里的总工、总师也好，我们倒退30年，搁到学校里头，我们这几个人都不显眼的。
学术上、工作上，能取得一些成绩，表面上看，哎呀付出好大心血，其实也很简单，这30年做一件事儿，反复地做，你就是专家。你到任何地方去说去，谁也说不过你，谁也说不到你那个深度，这时候你的权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业内就是不一样了。我长期都是干这行的，人家干了10年就转行了，半途就转了，或者是干了10年甚至干20年，后面才有新人跟着一起干，他干的时间没那么长，经验没你那么丰富，遇到的问题没你那么多，到任何一个场面去，比如说汇报、谈总体方案的时候，他说不到你那么深和广。那你就是专家啊。所以说，有时候也不要把专家看得太神秘。所谓大师，就是一直干这件事而已。打比方我要去干飞机设计，我要干30年我也是专家。就怕你干半截儿的，你改了。这跟老中医一样，要有经验的积累。必须慢慢地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上，你的水平自然就高了。当然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灵感。你会提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这就是非常让人佩服的时候。这跟每个人有点关系。当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没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是能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把它解决掉，周围的人就不得不佩服你。作为一个从技术层面走出来的人，你还得有这种解决问题的灵感。另外的话呢，还得有机遇。经常的说七分努力三分机遇。有时候，机遇来了，正好赶上了，这样的话，可能设计大师帽子就戴到你头上了，就这么个理儿。但是，前面的20年、30年，你肯定是要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当然，能够在一个领域长久地坚持下来取得成就，多多少少跟个人的兴趣有点关系。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领域上面要是长期属于被动的，出不来好东西。要取得成就，多少得有一点主动性、有一些兴趣。
在海洋工程中遨游
学校的学习以及在广州的一些见识，给我后来做的工作打下一些基础。到了塘沽以后，我就开始接触海洋工程了。接触海洋工程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也并不陌生。为什么陌生呢，因为我们属于浅海开发，浅海开发固定平台用得更多一点，浮式系统用得少一点。
造船工程，到我们毕业那一年，在我国已经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从李鸿章开始，国人对船舶行业多少有些了解了。但是我国海洋石油开发历史非常短，在国内做海洋工程的不多，大多还是从做船舶工程转过去的。不过，我到塘沽时人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那几年我是有什么活干什么活。今天钻井船有问题了，我就帮做个设计、做个改造。明天还要计算稳性什么的。我在船舶部门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广州大部分计算还是靠计算器算，到了塘沽这个部门用软件的机会更多一点儿。当时我下了好大的精力学软件，叫奥斯卡软件，是从美国进口的，要搞海洋工程必须要掌握它。我当时花了好大力气去掌握它，学到后来，去美国培训回来的几个人，用这软件的熟练程度还没有我这个没培训过的人用得好。我下功夫下到那个份上，最后别人都不怎么能用得来，我却把它用的很好。人家一看有什么事儿，你给算一下，活越做越多，软件也越用越熟。从设计上来看也是如此，你接触的事儿越多，攒的经验也越多。平时工作就这些起重船、三用工作船、钻井船……跟油田开发生产有关的这些装备，做一些计算啊、分析啊、方案论证啊，油田开发我也都做了一些。那段时间的工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都属于打杂的活儿，但是你想做更高的设计，这一步你是必须走的。
我到塘沽以后接触到了曾恒一，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应该来说我进了海总，学到了这些知识，还有做了这些浮式系统，他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在塘沽前后做了13年，其实做的项目油田很多，十来个。比较有特色的几个项目给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当年开发某个油田的时候，要做一个单点设计，这单点设计是国外一个专利产品，国内是不会设计也不会生产的。当时我们与美国一家公司搞联合设计，跟他们做了两个月，但是有些东西人家是保密的，不提供给你，很关键的一条特性曲线，它是保密的，原理不告诉我们。我在那里接触了一点，回国以后自己琢磨了一段时间，把那东西给推导出来了，结果与他们一样。现在想想，有些人家封锁的技术、专利，看着很深奥，其实有时候并不难，是我们自己深入不到里面去。其实外国人能想到的我们一样想得到。我们能想到的外国人一样能想得到，就这么一个道理，只不过看你花的功夫大小而已。如果一看到这个就不敢介入，想退却，那这不行，这时候必须硬干下去。你不要指望去问别人，那个年代在那个状态下，没有人能比你知道的更深，只有你自己咬了牙往前走。要想取得比较专的一些技术，你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这个单点设计上，计算原理突破以后，一算，外国人是这样的结果，我也这样的结果。完成啦，就这么简单！过了十多年，我们年轻人也接触这块的东西，我把当年的东西拿出来。他们说，这问题本来是用高级软件计算的，你怎么把它用解析法给解出来了，用解析法、作图法给做出来了。我说外国人是这么想，我也这么想，就做成了。我说原理都在我这几张纸面上画着了，他们看了都特服气。我对他们说你们有时间的话，得做一些手工的工作，不要太相信那个软件，现在引进的这个那个的大型软件，里面有些核心的东西是个黑匣子，你根本整不明白。
后来到了这边总院以后，慢慢地我做的事儿就更专一点儿。经常做的就是FPSO，就是浮式生产储油装置，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做这一块事儿。到总院以后，做的面更广一点，油田开发上FPSO这一块浮式系统做得更多一点。刚来的时候做的那几个FPSO都挺有特色的。比如说渤中25－1的浅水效应——那是我做的一个863课题，我同班同学、交大船院院长杨建民也一起做。那时候他下的功夫也大，我下的功夫也大，下了很大功夫，还是出点成绩。因为渤海水比较浅，用大型浮式储油装置，很多人都担心会触底，经过我们反复研究以后，告诉他们，不会触底，我们甚至把极限值给求出来了。全世界都在由中等水深往深水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忽略了浅水，其实浅水问题也很大。而且浅水问题只有中国人去解决，别人不会跟你解决。什么原因呢？在别人的海域里没有浅水的问题，一说都是100米水深以上，只有中国渤海有十多米、二十米水深。我们要在这里开油田，自己不解决谁帮你解决？只有我们自己去解决！所以大家都往深水做的时候，我们做了浅水。这是我后来到了北京以后做的一件事，比较花时间、花功夫。
在渤海，我们还做了旅大油田的一个开发项目。那个项目按常规来说，应该是搞固定平台结构人做的事，但最后是让我做浮体专业的人把这个事给解决了。什么事呢？就是说固定平台里面，常规的储油罐都是圆形的，我们现在做的罐体是方形的。这个理念是借用了别人的一个设计，但只是看了一下，所有的参数都不知道，我们回来后自己去琢磨、查资料。我就把船舶里面储油舱的概念给挪到这儿来了，相当于跨了一个专业领域，把别的领域的东西借过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因为油轮船舱都是方的，船舶储油舱也都是方的，四四方方的、长方体的，没有圆形的。石油行业做的罐都是圆形的，圆罐的受力比较好，但是摆在平台上面不行，因为平台本身是四方的，平台的边边角角就浪费了，要做成方形利用率就高了。但是这里面实际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全世界都没有这个规范、也没有这样标准、更没有参考的材料，我们只是看了人家一个东西，然后自己回来琢磨：把船舶里面的这个规范移过来行不行？把另外一个行业规范移过来行不行？前后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做成了这个事！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组块浮托安装工程。海上平台分两步骤建设，一是导管架，二是组块。导管架建好后，它上部组块是分布实施，工艺设备啊、生活楼啊、电站啊，都做成一个设施组块，很重的，几千吨、上万吨。过去都是用起重船把它吊到平台上，一块块吊起来再焊接，因为起重船的起吊能力不大，需要切成小块。现在做法是整个给焊在一块儿，一万多吨，用驳船一次性从海上托过去，往导管架那儿放，我们叫浮托安装法。南海的一个气田开发要采用浮托安装，没那么大船，要去国外租用大船，人家说可以，但光租船不干，你得把这个工程交给他干。这叫捆绑式，明显的是宰你。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己做、自己论证。有一天，我们专业的一个年轻人找我，摊手，这个事怎么办，怎么弄也解决不了！听完他汇报，我说我现在也没办法，我下去抽根烟再说。到楼下抽了两根烟以后我上来跟他说，这事这么办：常规的驳船是长方的，我们在首部船宽切窄，尾部加宽，整个问题解决了。他说您什么时候想出来，我说就抽烟的功夫想出来的。有时候啊，就一件事突发奇想的时候，它就是3秒钟的功夫！就想出来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当然，论证这3秒钟的点子，可能需要3个月。最后做下来，从上到下都说这个方案好，就按这个方案做。就这解决了大问题！要不非得到国外去租船，花大价钱不说，工期还不能保证。
说实在的，任何人做了几十年，他都能说出一大堆东西来。现在我跟别人比，无非就是我头上扣了这么一顶帽子。其实，只要我们干这行当干了30年，你让其他同学去说，也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经历。你们有机会采访他们，他们也一样能说出很多经历。
有钻牛角尖的劲头
我们大学一年级，高等数学、普通数学、线性代数，什么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都上的，理化各种实验都做的。我当时还问老师：都上大学了，怎么还做酸碱盐实验啊？这我们在中学都做过，所以想不明白，但是课程确实就这么安排的。实际上，后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后体会这些基础知识还是蛮有用的。特别是物理、数学，基础扎实的话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太大了。我一直是物理好，高考的时候物理就差点考满分了，我有这样一个特点，很复杂一个东西，我看一眼，就能把它简化成一个普通的物理方案，这样的话再转化成数学公式就容易多了。
我们刚毕业以后出现出国热。人家来单位一门心思学外语，工作相对干得少了。我们单位每年还都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学习好的到国外去留学，1980年代中后期想搞开放，送一批人出去，他们回来以后可以开拓事业，想法很好。当时确实这么做了，现在来看回来的是极少数。但是当时好多人是把精力放在出国上，我的精力放在工作这儿：一是刚才前面说的国外进口的软件，别人培训过，我没培训过，结果我攻克了；然后赶上海洋工程里的单点设计，有机会跟国外专家一起做设计的时候，想把这块东西弄会，也做了一些事。当时周边的气氛不是做这个，但我去做了这个，结果一看，哦，挺好。
我做事呢，还真有点钻牛角尖的那个劲头，如果今天问题想不出来，可能睡觉都睡不好。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这个人钻进问题的时候，这个事做不出来，连吃饭都在想这件事，走路都在想这件事，甚至做梦都在梦这件事。这就说明钻进去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遇到问题时容易放手，我这东西可不会啊，你得告诉我。我前两天跟年轻人做一个课题，交给他们作业，他们摊手，实在没办法做，这太难了。我说难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吃饭还在想这件事儿，做梦还在想这件事儿。他说还没有，我说那还没到位。你必须给我下功夫、给我干，你跟别人干可能没有这个体会，你跟我干必须干到这个份上才行。因为我做过一些事，有过这个经历，知道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干海洋工程这行当的人很多，但是要钻到这个类似于牛角尖的程度，就没有太多人了。
善用集体的智慧
我是这样的，要是学术上遇上一些事，我有钻牛角尖的劲头。但是，在讨论大层面上东西的时候，我会尽可能让很多人比较容易地接受我的观点，我能把我的想法说得非常透。做成一件事，这一点很重要。我经常说，这件事我不是有十分把握，只能说它有七分的把握，我说要是大家能帮我把剩下那三分的把握给我说出来，咱们这个事儿就能做得成。要是说没有人能帮我，我也会把那七分的把握说出来。还有一点，所有人都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我的话比较容易平衡各方观点。我们需要这方面的能力和锻炼。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最优的方案被选中，而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方案被选中。当自己认为最优的方案可能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二到三，98%的人接受不了，那么，这个方案就没用。这么说吧，任何人做事都不是完美的，表面上自己看到这方案非常优，那不行，肯定还有不少难以被自己发现的缺陷。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一般来说都是比较优的。
做学术我喜欢内向，是这样的，做小事、不是很大的工程的时候，单打独斗就能实现，人一多思维反而乱了。但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工作，我还是偏向于多说一点儿，发挥大家的才能，一起把项目做出来。因为我们这个石油领域的项目跟别的领域的项目不太一样，毕竟在海上，投资大，牵涉的部门很多，涉及的专业多达几十个，面很广，又跟国家的政策、法律关系很大，这些原因造成石油部门项目的特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不像设计一个杯子、眼镜盒，一个人就能做了。把一个油田开起来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很难说某个人在里面的贡献有多大，它体现的是集体的智慧，这种项目是整个工业基础的集成。
对交大学生的一点建议
对现在的年轻人，我是这么看的，不能埋怨他们浮躁。你想想，一个人刚出校门，家里也没有多大资金资助，他们面对成家，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子在哪里。不用说他们，要换我的话呢，我也会想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走向社会，肯定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尽可能在愿意干的行当里面找一个收入高的单位，这是很自然的。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去了解、去适应这个社会。
当然现在有一件事儿，我也看不过去。最近几年，交大来我们这里的人不多，什么原因呢？大概是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候，毕业生挑得太厉害了。面试时他说确实要来，我们决定要他了，他又不来。我们申请个指标不容易，比如申请100人，当这边有5、6个人不来了，这时重新再去找就不可能了。好了，这几个指标全部浪费了。前后连续两年招的交大的学生大概有6、7个出现这个问题。一趟、两趟，后来我们的领导决定，交大的学生不要了！我跟杨建民说，你跟毕业学生说一下，这种事儿少做，你可以挑可以选，但是尽量想好了，你肯定有来的意愿再来面试，真是一点也不想来，你干脆也别报名。当你这样做完以后，给后面的师弟师妹造成一个很坏的影响，我们单位曾经连续三年交大的学生一个都不要了。
我是这么想的，没有当面跟他们分析，其实他们后来挑的那些单位，我们这个行业里面都知道，只是一个短期效益。当时来看那个单位或者收入比较高，但是长期来看肯定还是我们这里好。当然，不管年轻人他们怎么想，但确实给后面的师弟师妹们造成了影响。
为母校留下一点东西
对一个比较知名的学校来说，应该有一些东西留下来。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说当年邓小平到欧洲去留学，在一所学校勤工俭学，过了五六十年再去那个老学校，再去查他的学习成绩单，还在。人家那学校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物，这就是档案工作做得很好的例子。作为一所老牌大学，这方面是需要认真做一下。
你们这次访谈的意义很大，大在哪里呢？其实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特点，后来的人不知道从前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过来的，会很想了解这些东西。像我对曾恒一院士一样，他是我们的上级领导，我们也经常接触，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曾总1958年进学校，1961年毕业，他当时是怎么学习的？他当时有什么故事？有什么特点？年代相隔不久的，情况会差不多。比如说1982年毕业的学生同1985年毕业的学生，差不多。但是间隔上十多年、二十年呢，跨度大了以后就不同了。后面的学生可能就想，这些老学长他们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人生路怎么走的？校友访谈工作的意义就在于这里。
至于我们被采访者本人怎么样，我感觉这都是次要的。当你找某个人的时候，他只是体现这个人的一些特性，但是，这些人串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条有价值的珠环。我在工程项目里，也这么说，你每做一件事，或者在某个地方有创新、有突破的时候，你其实只是一颗珍珠。只有珍珠多了，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它才形成项链。值钱的在于项链，而不是单个珍珠，就这么一个道理。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特色，对学校来讲，被采访的人多了，就能把这些特点和特色进行总结，能从侧面体现出学校的一些特色。对以后的学生也好，对做校史研究也好，能留存一些东西。有兴趣的人翻一翻，哦，曾经某一些人，在某一个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想是这样的。我们愿意配合学校回忆一下当年的事，为学校留下一点东西，至于我们个人在工作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想这是次要的。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