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海，1950年生，安徽宣城人。197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后分配至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第714研究所工作，历任第714研究所中文资料组资料员、造船文摘编辑部编辑、文摘部主编、科技处副处长、所长助理兼经营处处长，中国舰船研究院（七院）科技交流中心总经理，第714研究所副所长等职。2002年至2011年，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4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5本（合著）、译著6本（合译），内部出版专著、译著若干本。多次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中，陈书海回忆了在上海交大船制系的特殊学习经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位老师，讲述了他从最不起眼的科研岗位成长为714所所长兼党委书记的奋斗历程、独具特色的科研理念与心得，以及对母校船舶学科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口述：陈书海
采访：盛懿、胡端
时间：2012年5月18日
地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4研究所（北京）
记录：胡端
编者：胡端
“文革”期间首届工农兵学员
我1950年出生在安徽省宣城县一个贫瘠的农村。1973年，由群众推荐，有幸被选送到上海交大求学。跟我一届进入交大的同学，是“文革”期间交大第一次招收的大学生，属于工农兵学员。从偏僻的安徽农村来到大上海读书，真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情。记得我们到了交大以后，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激动与兴奋，那时的场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交通大学的老校址——华山路1954号在我们心目中，可以说从来不曾忘记。当时别人向我问路的时候，其他地方的路号，我可能记不住，唯独交大在哪条路第几号，我可以马上告诉他，华山路1954号，非常清楚。
去年，我们同学会搞了一个活动，内容是展览一下我们在母校上学时一件或一样最值得纪念的物品。我就找了好几套旧宝贝出来：有学生证、火车票、交大共青团主办的赛诗会明信片。还有我读书时下工厂的劳动日记，上面记有每天所干的事情，包括一些鸡毛蒜皮的吃喝住行。比如当时坐公共汽车，坐五站要五分钱，六站就要一毛钱。我当时也想学一下上海人的精明，算计算计，获得了点启发。就是第一站可以走路，因为路程短，最后一站不能走，因为路途远，所以总共坐五站，省了五分钱。当时一毛五可以吃一个狮子头了，大排我们还吃不起，就吃五分钱的烂糊面。想想那时在交大的日常作息生活，至今仍然很怀念。
那时上课在新上院，我们船制系（当时称“一系”）的教研室就是现在钱学森图书馆的方位，当时的游泳池也在那。宿舍在靠东的4号楼，现在改为女生宿舍了，就是靠近番禺路那边，中间有个篮球场的。至于教过我们的老师，我现在有印象的还比较多，有些还常有联系。如毛杏云老师，是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思想工作做得好。任课老师有杨尚荣、杨代盛。杨代盛老师教的是结构力学，当时是船舶制造系副主任，现在还健在，大概有九十多岁了。他是四川广安人，上课时的乡音很浓的。盛振邦老师是搞材料与结构力学的，上过他几次课。数学老师是张克邦，宁波人，长期从事最优化理论、算法及应用的数学科研，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很早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非常有名。还有个老师更有名气，就是教船舶静力学的杨槱。我现在这里还有他当年编的《船舶静力学简明教程》。去年在上海南汇成立了中国航海博物馆，我跟他一起去的。他现在岁数很大，95岁了。
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在交大虽然正值“文革”，碰上不少政治运动，但这批学生中的多数还是渴望读书、勤奋好学的，而且大家的基础普遍比较好。其中有4个是船校毕业进交大的，已经是中专程度了。有6个是1966届高中毕业的，也很优秀。还有几个是湖北武汉701所选送到交大来的，机械制图都不用学的。所以这一届的整体基础相对比较好，学习氛围比较浓，基本没受造反运动的影响。
当时教我们的老师也还是十分认真投入、爱岗敬业的，我们一进去的时候，这些老师就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管社会怎么动乱，怎么变革，只要将科学知识牢牢地学到手以后，你走到任何地方，都不会落后于人家。另外，由于我们是首届工农兵学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对外又很难获取，一系的这些老师们就自己动手编印教材。现在我还完整地保存有一全套当时的上课教材，它们跟随我都三十五六年了。估计现在很少有同学能保存得这么齐全了，非常珍贵。
我们这一届还有几个独有的“第一”：第一是“文革”期间交大第一届招收的工农兵学员。虽然我们同交大在正常年份招收的生源有些不同，但母校从来不歧视任何人，只要是在学校上过学、读过学习班的，都是交大校友。第二是第一批在船制课程上使用计算机编程语言的学生。当时交大用的电脑虽然笨拙无比，程序语言也相当单一，但却是全国高校中最早使用计算机教学的。第三是在那个特殊的“文革”年代里，我们这届在交大读书的时间应该算是最长，从1973年9月至1977年1月。我们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很多学校的工农兵学员都只读两年大学，即使在清华学习的都只有三年，从来没有四年学制的。唯一学三年半的，只有交大，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即使在那样一个长期压抑的特殊环境里，交大的教师仍不忘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使命与职责。
从资料搜集员到714所所长
1977年1月，我们开始进行毕业分配，我被分到北京714所。当时714所隶属在中国舰船研究院（七院）下，七院在国内外都比较知名，原来的院长是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七院下设几十个船舶研究所，除了714所在北京以外，其余都在外地。现在与七院的隶属关系取消了，改隶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当时我一看是分配到714所这样的国防军工单位，非常兴奋，深感交大毕业生能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出力，既是应有的职责，又是无尚的荣誉。
但是一来到所里，我立马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当时总共分配进来五六个人，给我分配的岗位是最不好的，叫中文资料搜集员，主要任务是四处跑腿，收集对科研有用的数据信息。这个岗位开始不太有人看得起，被认为事情繁琐，技术含量低。但当时我分到这个岗位上是这么想的：别人看不起我个人没关系，但绝不能让人看低了交大。刚出来工作，地位不高，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大学几年学到的东西毕竟不多，且多以理论为主，不可能一工作就冒出来。所以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关键在于自己知耻而后勇，奋力提高知识储备与业务水平。
我曾经跑到上海嘉定去找资料，当时突然下起大雨，我实在没地方躲，正巧那里有几条头牛，我就躲在牛肚子下面，弄得十分狼狈。我还记得刚来所里的时候，就是1977—1978年这一年，我基本上晚上很少睡觉。因为大量搜集来的资料要靠自己去钻研的。别人工作八个小时，我就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多时候，周末都是要通宵工作的。最难熬的是夏天，我住的小平房里，蚊子多，又没空调，只有一个电风扇。蚊蝇的叫声、风扇的噪音，让人实在静不下心来。于是，我就打来两桶清水，把两只脚放里面，最后还用两个大信封套住脚，用这个方法既降温又防止蚊虫叮咬，就这么坚持下来的。那时候一个星期只有一天休息，且每天晚上也只睡三四个小时，一直到现在我还改不掉这种睡觉少的毛病，现在全所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习惯。因为我有时带团到欧洲、美国、巴西考察，那边与中国有时差，其他人在生物钟上都需要调整与适应，而我不需要，因为我睡觉无所谓时差，反正就睡三四个小时，正好倒时差的时候，我就睡好了。
二三年过去了，我开始在所里人才鼎立的竞争环境中一步步地走上来。从文摘编辑部组长到主任，从科技处当副处长，到所长助理，再到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在当时七院下属的二十几个研究所中，“文革”期间毕业的，唯一当所长的大概就是我了。在几年奋斗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总结出几点做人与科研的心得体会。第一，怎么做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品端正，待人诚恳。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对前辈要多虚心求教，对后辈要多交流关爱。如今，很多到所里工作的年轻人项目多、压力大，甚至患上了抑郁症。我就主动找他们谈心，让他们烦心的时候多笑笑，多放松，多转移，就这么简单，自己给自己一点空间松弛神经。熬过最关键、最难受的时候，就什么都挺过来了。我经常讲，现在流行“三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感情交流经常化。信息时代，一定要加强交流互通。遇事不求人，那是不对的，求人并不丢人，相反还可以防止情感疏远。
第二，一定要掌握扎扎实实的科学知识，使其转化为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是“硬通货”。没有这些，你说话做事都抬不起头的，特别在研究机构、科研部门。我一毕业分配到714所，就立下决心，要十分珍惜交大分配给我的这个好单位，一定要让自己在工作中加强知识储备，早点站稳脚跟。人一旦有了能力，没有项目能获取项目，没有资金能得到资金。如果没有能力，就算拿到项目和资金，很快也会散失。我在为总部服务时，还得出自己的一个科研理念：我要把最有用的信息，用最快的速度，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做科研工作是这样，做其他工作也是如此。这句话讲讲容易，做起来却很费功夫。比如最有用的信息，是要对庞大的数据与信息量进行筛选加工，才能获得的。而且即使最有用的信息找好了，最快的速度也达到了，万一送交的不是最需要的人或者不懂的人，那就白费心血了。
为母校的发展鼓与呼
作为交大校友，我这一辈子都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后，看得出交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很优秀。我是中国科协第七、八届全委会委员，经常在造船学会与海洋学会开会，总是碰到很多人讲，只要是交大毕业出来的，不管是分到船厂、科研院所，还是大型配套厂，都众口同声地表示赞赏，可以说98%都是技术骨干。这些人态度严谨，知识面广，系统方面考虑得比较多，而且在某些核心领域的知识积累很丰富。同时，他们又都饮水思源，责任感比较重，对母校的感情很深。这是我工作多年来接触很多校友后总体上的体会。
作为我来说，虽然毕业三十多年了，但对今天母校的毕业生以及学校的发展还是有所关注、有所期待的。比如我当714所所长以来，出于对母校的感情，每年在单位招聘科研新人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首选上海交大船舶系的毕业生，每年都能招到两三个。又比如，我们每年在北京都会为母校招生工作大力宣传，因为学校的地位和名气一方面要靠自身的内涵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靠老校友在外的影响力度与宣传力度。这几年，马德秀书记与张杰校长特别重视校友工作，每逢大的节庆日或者每次来京开会的空余时间，都会专程来看望这里的老校友。我作为母校北京校友会的副会长，同时还是船舶与交通运输分会的会长，手中有一大批交大在船舶行业、交通运输部门，包括中国船级社的校友信息。所以，我知道许多老中青校友都跟马书记与张校长很熟悉，保持着很友好的联系。
最后，我想谈谈个人对交大目前造船专业现状与前景的看法。我经常对母校的领导同志说，造船这个专业在全中国来说，交大曾是公认的龙头老大，起步早、积累厚、成果多。但是我们现在似乎重视不够，因为它是个传统专业，在如今大量新兴的前沿学科涌现的形势下，难免厚此薄彼。而且这个专业招生太少，毕业的学生又多半不愿从事这一行，我们所前两年招进来的几个交大硕士生、博士生，很快就跳槽了，这是令人担忧的。
相反，许多过去排在交大后面的新兴学校却非常重视船舶专业，而且已经迎头赶上了。尤其是来北京这边工作的，大部分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学校七十年代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在在“三海一核”(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领域培养了很多人才。我们所现在已有一大半的中层干部与技术骨干来自这个学校。还有如大连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船舶专业毕业生都来北京工作，其中有很多是“985”的高校，实力很强的，就是交大人来得太少了。我这里要呼吁一下，北京这块阵地不能丢，尤其是造船专业这一块。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交大很多老前辈与老学长都在这里，而我们七院及714所从20世纪50年代的尤子平和田信鸿学长算起，一直到70年代都有很优秀的交大造船系毕业生分到这里来，应该说还是有资源和地位的。如果以后交大造船系毕业的年轻人在这块阵地上站不住，全部是别校的人，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对于母校这种人才接不上的形势，我们内心是很焦虑的，一定要有危机感与紧迫感，在学科建设上要引起重视。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