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有年，1944年生，浙江鄞县人。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局局长，中船贸易(美国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1962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1967年毕业后，进入天津新港船厂工作，历任新港船厂船体车间技术员、工艺所电算科科长、工艺所所长、党委副书记，1984至1998年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规划部副主任、主任，中船总公司综合计划局局长和中船贸易(美国公司)总经理，1998至2001年先后任国防科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和综合计划司司长，2001至2007年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采访中，范有年回忆了自己早年在交大求学和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详述了自己在天津新港船厂工作的难忘岁月。
口述：范有年
采访：盛懿、朱恺、胡端
时间：2002年10月11日
地点：北京逸夫会议中心上海交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
记录：朱恺
编者：朱恺
兄弟三人的交大缘
说起来我们一家和交大还是蛮有缘的，我们兄弟三人都在交大读过书。我哥哥范有朋是1959年考入交大的，学的是工程力学。记得那年高考结束后，他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结果别人都拿到了，可他的一直没来。就这样从8月初一直等到8月底，整个暑假他都没过好，整天躲在阳台上。我妈妈很着急，几乎天天责备他，说：“你不是平时学习很好吗，怎么人家通知书都快发完了，你的还没来？”那段时间我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天天蔫着，人都瘦了，想打听点消息也打听不到。最后到了报到截止前一天，交大才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我母亲赶紧给他买了脸盆和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他就拿着去学校报到了。入校后才知道，学校之所以那么晚发通知，是因为他原本被分在了留苏预备班，因为中苏交恶，这个班就取消了，后来把他分到了工程力学班，这在当时是个保密专业。
三年后轮到我高考了，我那时很想去北京，觉得老呆在上海也没劲。我看电影，觉得电影里北京挺好的，有北海公园啊、长城啊。我就跟家里说我要考清华。我妈说不行，你哥已经进大学了，现在你也要进大学，再过两年你弟弟还要考大学呢。那时父母亲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有百把块钱，应该说还算过得去，属中等偏下水平，但要供三个人上大学就有点够呛了，想申请助学金的话，又刚超过了收入标准，在线上那么一点点，也不敢虚报家庭收入，这属于诚信问题，是要犯大错误的，那时人都老实，没什么坑蒙拐骗。
我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要是去北京念书，每年来回路费要花不少钱，还得额外置办被褥、大衣和其他生活用品。我也不能只顾着自己，想考什么学校就考什么。因为我哥进了交大，我受他影响也准备考交大，就问他哪个专业最好？他说是造船，这是交大的主力和强项。听了他的建议，我第一志愿填的就是交大的船制系，第二个志愿是清华，第三志愿是北大，对北京还是不死心。结果第一志愿就录取了，我就是这样进的交大。
我哥是1964年毕业的，那时学制5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学校里被评为“青年先进人物”，而我的弟弟范有声也在同年考了进来，并且和我一样读的是造船，他也是慕名而来。我还有个小妹妹，不巧赶上了“文革”，没能考大学，很可惜。父母能供我们读书，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感恩。像我爸爸喜欢抽烟，原来是抽“大前门”的，为供我们念书，就降了档次，改抽“飞马牌”了。
母校印象
一进交大，我就感到当时学校里的风气非常好。当时“教育大革命”已经结束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已经恢复，中央又下了“高教六十条”，学校里对基础教育抓得很紧，同学们学习都很勤奋。
尤其是教师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现在比不了那个时候。当时老师的科研任务相对少些，这一点和现在不一样，他们确实是把教学当作自己的主业，不像现在有些学校的教师是把教学当副业的。那时候晚上还有辅导课。交大师资质量好，老师的学问功底厚，讲课非常吸引人，大家愿意听，愿意学。像教过我的孙增光、盛振邦、柳康宁等老师，到现在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还有吴镇，他给我们上过理论力学，讲课很不错，前些年已经过世了。
那时系里的领导和辅导员同我们学生也走得很近。像卢积才老师，是系里党总支副书记，一直是搞学生工作的，直到现在我还和他保持着联系。还有毛杏云、汪祥迪，是我们的辅导员，经常晚上还到我们学生宿舍来转悠。我看现在学校里的辅导员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了。当年他们真的能跟学生打成一片，了解关心掌握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对你的脾气秉性和优缺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对症下药地给予帮助和教育。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学生的数量也少。尽管不能拿现在跟20世纪60年代比，但在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方面，道理是一样的，否则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根基不牢。我们那时考试没人作弊，因为觉得那是奇耻大辱，我们这批人后来在工作岗位上也很少有人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从这个角度讲，学校给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
一年级时我们船制系的同学还是在一起上课的，只有外语课是分开上的，我是学英语的，有些同学是学俄语的。到了二年级才分具体的专业方向，我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应该说这个方向是蛮难的，更加偏理科而不是偏工科，所以我们还比别人多读了一年数学。流体力学里一个公式的推导证明，常常要写满一块黑板，很难记住。不过后来我没有从事这个领域，也就没派上多大用处。
我觉得在大学里主要还是打基础，学基础概念、基础理论，学习一种思考和研究的方法。我们那届主要还是在前三年学的多，后两年因为“文革”的原因，专业课上的少。如果我后来能去702所搞本专业的话，后两年的专业课程就很有用了。但我后来去了船厂，进去以后干的工作用到流体力学专业知识的地方并不多，主要还是受益于前三年的基础知识。
“四清”运动开始后就不上课了，“文革”开始后，正常的学习更是谈不上了。一直到1967年“复课闹革命”，我们请来了老师给大家补课，前后大概持续了半年到一年左右。我记得魏东升老师当时给我们补静力学，后来到了厂里面，这些知识都派上了用场。当时补课是同学自己组织的，自愿参加，来不来自便，不像正规上课那么严格，也没有考勤。像我这样的“逍遥派”一般都来了，而“造反派”可能还在干他们的事业，顾不上这些。
母校中的历练
我们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学费是全免的，但书费还是要自己付的。所以付了书费和饭费后，父母给我的钱所剩无几，手头上紧巴巴的。凡是不必要的东西都不敢买，电影也不敢看。我们家就住在市西中学旁边，离交大五公里左右。为了省钱，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星期六晚上下课后，干脆走回去，反正走路的话也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我那三年里是一心搞学习，脑子里也没有其他的复杂想法，是精力最集中的时期。回忆起来，虽然生活简单，但是精神愉快，是青年时期中最美好的时光。
交大那时的伙食既要饭票，还要凭粮票，尽管当时三年自然灾害才结束，基本上不会饿肚子了，饭量大的同学还会感到吃不饱。一年级我们在法华路分部读书的时候，伙食标准是每月12元。后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要解决大学生的营养问题，邓小平那个时候还是党中央的总书记，管着这些事。我印象中不久学校就把伙食标准提高了，增加到了15.5元，平均下来每天是5毛钱，那个时候的5毛钱比现在的5元钱还值钱。中午一顿饭通常是面条、青菜，有时还有一块大排。刚开始在法华路分部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农村来的同学，帮助食堂里面卖饭，类似于现在的义务劳动，结果顺手拿了些粮票，查出来后学校把他开除了，他本人痛哭流涕，后悔得不得了，就是因为粮票不够，肚子饿吃不饱，放到今天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件事我印象很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交大的校纪是很严的。
一、二年级的时候规定主课补考只要有一门不及格就得回家。我们这一届学生招进来时不到1000人，结果升二年级去校本部的时候，已经走了几十个人，就是因为考试有一门主课补考后还不及格被劝退了，到最后我们这一届大概就剩下了930多个人。不管是数学还是英语，只要不及格就得走，那些回农村的同学很可怜，在当地要考上交大很不容易，回家无业可就，就只能种地了。
当年除了读书以外，学校里的文体活动还是很多的。我们班主要是打排球，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大家就到新上院前面的那块草地上去打排球。那时班级之间还常常进行比赛，就在体育馆后面的那个球场上，我们班上有几个高个是主力。当时还有游泳的，游泳池就在体育馆里，但是很小，人满为患，无法普及。一直等到“文革”时，在我们一系的后面搞了个大游泳池，去的人才多了。除了这些通常的体育活动外，交大还有管弦乐队，不过那是一个音乐基础的小圈子，属于阳春白雪，参加的人少，不像球类活动是下里巴人，大家都去参加。
我在交大一直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应该说担任学生干部对我的能力是很大的锻炼和提高。那时政治上要求学雷锋，所以星期天我就组织大家出去义务劳动，那会星期六还是上学的。到“三秋”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崇明的长征农场或人民公社割稻子，时间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住在那边。我们这些城里去的，割稻割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但体会到了农村劳动的艰辛。总之，当学生干部是很忙的，有时星期天也没时间回家。所以说是需要有点牺牲精神的，你负担的社会工作肯定要比别人多。
再一个当学生干部你学习也得好，否则就没有威信。那时虽然没有搞公开的选举，但你也得赢得大家的公认，得在保证学习成绩优异的情况下来做社会工作。我搞谈心、组织活动的时候，别人却在学习，所以这对我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一句话，一个学生干部不仅要在学习上是佼佼者，还要有额外的能力和精力去搞社会工作，所以不是人人喜欢当学生干部。我当班支书时间是比较长的，从一年级一直干到“文革”开始为止，而我们班的班长却连换了三个，直到李柱石当班长后才稳定下来，他是第四任，前面的几个班长当了一年半载就跟毛杏云、卢积才老师商量说不干了，让他们另谋人选，因为怕影响了自己学习。
总之，一方面是学校里受到的教育，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得学好；另一方面是父母的期望，希望我有点出息。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让我对学习不敢放松，对社会工作也不敢放松。
新港岁月
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这一路上走来还都算是比较顺利的，只是在“文革”中毕业分配的时候遇到了一点挫折。本来我很希望分到当时六机部第七研究院702所去（专门研究船舶流体力学），那样可以搞我所学的专业。我哥哥1964年毕业时，就分到了六机部713所工作。但因为是保密单位，需要政审，在“文革”中审查更严，后来审来审去，没有通过。原因是我父亲年轻时的一个朋友和香港方面有联系，那就不行了。就这样我一直等到了9月份，最后被分到了天津的新港船厂。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很失望的。
当年的新港船厂地处塘沽，条件的确是很艰苦的，虽然说起来是在天津旁边，但实际上跟大城市完全不一样，那时厂区周围是一片盐碱地，寸草不生。那个地方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一般的农村至少有树，有耕地，能看到一点绿意，好的地方山清水秀。但新港什么都没有，厂区旁边只有一个米店，一个邮局，外加一个小杂货铺。住的地方也十分简陋，房子都是很矮的平房，屋内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就像现在的老工棚一样。
我毕竟从小生活在上海，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刚开始时真的很不习惯，心想难道真的要一辈子都在这个地方度过？我们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要是换成现在，可能三天就走人了。但当时的情况即使想走也走不了，因为关系什么都在单位，到了外面也找不到工作，没人敢要。我当时还有个想法，当时看了样板戏“海港”，就幻想能象戏中人那样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把工作证换成海员证。不过现实摆在那儿，我毕竟是个党员，另外那时大学毕业生“臭老九”是再教育对象，即便心里焦虑惶惑，表面上也不能流露出来，还要努力适应周围环境。
刚到厂里的时候，我被分到热加工车间当工人，因为造船用的船板弯曲时，那时要用地炉加热后靠人工抡大锤来弯曲。以前没干过这个，几十磅的大锤抡得手都抖，但也得咬牙干，不能表现出不会干。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开始接受了这个现实，从不习惯到习惯，最后完全适应，思想也集中到了工作事业上面。
我在新港船厂前后一共工作了16年，尤其是开头那几年，确实是我一生中经受考验的一个重要阶段。孟子说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对的，年轻人还是要去基层锻炼，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现在一些学生毕业后换工作特别勤，像走马灯似的，就是因为没经受过基层工作的历练，吃不起苦，浮躁没有定力。有了在新港厂的工作经历，以后无论组织上要把我调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我都不怕了。管他天南海北，尽管调吧，我都能适应。如果我毕业后长期习惯了在上海工作，组织上要调我去外地，我可能还会有顾虑，差的地方可能还不愿意去呢。
适应了艰苦环境以后，我在新港厂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其他非分之想了。1976年以后，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有些同学通过读研离开了那里。我当时已经是厂里的中层干部了，还是厂党委委员，代表青年参加党委会。我心里想自己如果要去报名考研，觉得没法向组织开这个口，因为厂里100多号大学生及众多知识分子中，就我一个是党委委员，我怎么好意思去考呢？别人会怎么看我？所以放弃了这个念头，继续埋头工作。
勤学不倦
我当了一年的工人，正巧赶上厂里要设计建造“天津号”，那是天津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船。因为当时厂里的一批老知识分子都在车间下放劳动，我和李柱石就被抽调去搞设计放样。其实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在学校里没怎么学，主要靠1967年复课闹革命时补了一些课，另外向工厂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请教，结合设计规范，就自己独当一面，设计出了船上推进用的螺旋浆。经过老技术员核对后，立即就拿到天津钢厂去翻砂铸造了，可那边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过去翻的都是些常规的机械零部件，螺旋桨不会翻，根本看不懂图纸，连正反面都搞不清。我只好跑到天津钢厂给他们讲解该如何看图纸和操作，后来做出来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也说明只要把基础知识学扎实了，以后工作中再遇到新问题自学起来就容易了。
在新港厂的最后几年，我过的还是很充实的。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能看到国外的期刊杂志，因为日本的造船工业比我们先进，就想学些日语，能自己翻翻日文杂志，从上面了解一些日本造船方面的信息。因此每天下班后，我就赶回家吃两个馒头，然后匆匆到夜校去学日语。那段时间还真是挺有收获的。
过了几年，部里要派我到日本的大阪和大岛船厂学习技术，这下我学的日语就派上用场了。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还不太流利，不过在那个环境里整天跟日本人接触，晚上再自己学，进步很快。而且日文中有很多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我本来英文基础还不错的，所以半年后跟他们交流起来就完全没问题了，不到一年已经可以充当技术翻译了。记得有一次沪东厂也来了一个短期考察团，他们还带了一个日文翻译，是日语专业刚毕业的。但造船工程方面的术语不太懂，有些还听反了，翻译的内容都听不大明白，所以后来日本人讲课的时候，考察团干脆请我去给他们当义务翻译。后来又来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考察团，也是我给翻的。我的日语就这样过关了，以至于到了最后不少人把我也当成日本人了，因为脸都长得差不多，穿了工作服就更像了。所以说多学习总是有用的。
榜样的力量
我在新港厂的时候，有两位老领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是王再鸣，他在“文革”前就是新港厂的厂长，后来调到上海海运局当副局长了。“文革”结束后，交通部抓拨乱反正，又把他调回我们新港厂当党委书记。从上海回塘沽，条件相差悬殊，他毫无怨言，说回来就回来了。他在我们厂就住两房一小厅，他找我到他家里去谈工作，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十分简陋。他改革开放意识强，对工厂管理严格，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新港厂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快速发展起来，和他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厂长成鹤芳。他是个业务管理型的干部，把厂子管得很好。他也是解放初从上海来到新港工作的。他待人很好，业务精湛，注意培养和关心部下，但只要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也不留情面，严格要求你。
20世纪80年代初，王再鸣在工作岗位上累得病倒了，被送到港口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下来是肝癌晚期，过去他常感到肝部不舒服，直到那个时候才发现是这个病。手术以后，我去看他，看见被切除的癌变部分放在一个盆子里，是黄色的，像菜花一样。结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我感到他就是身边的焦裕禄，这件事给了我非常大的震动。
这样的领导干部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不提条件，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就是要把厂子搞好，让它蒸蒸日上。“文革”期间新港厂的有些领导是军队转业过来的，就是“三支两军”，他们有工作热情，但缺乏专业知识和管理企业的经验，不知道怎么干好。王再鸣、成鹤芳两位管工厂以后，新港厂确实面貌一新，很快成了全国造船行业的先进模范。
我就是在他们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我，我也是努力学习他们。我在新港厂当中层干部时，住的房间也就是13平米，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个小厨房，厕所、自来水是公用的。一直到我调往北京的时候，也还是13平米，共住了十余年。我离开新港时，没什么家具可带走，就一个大衣柜、一个两体柜、一张床、几个箱子和一些被褥什么的，用一辆解放牌卡车装，还装不满半车。我当新港厂党委书记的时候，也没想到先要房子，那时大家住房都很紧张，厂里也没怎么造房子，即使有的话，我也得先分给别人，因为我是党委书记，要带头。
我到北京的总公司当计划局局长后，住的是二房一小厅，面积54平方米，一直住了十年。我管着投资分配，但我从来不以权谋私。我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帮你企业解决改造资金缺乏问题，当时企业都很困难，当然应该帮，会积极向总公司领导反映，但绝不会向企业伸手要东西，根本不会想这些事情。“要求回报”在我们概念中是没有的，说不出口，也做不出来。我觉得这都是老领导“传帮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看在眼里，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
话说回来，我们那时也没什么好谋私的，1985年我和我爱人先后调到北京船舶总公司上班，孩子也有自己的学习，不需要我们操心。我有一个儿子，那时还没有搞独生子女政策，本来可以生第二胎的，为什么没生呢？就是因为新港的条件不适合，因为都是盐碱地，长期喝的都是含氟的高氟水，所以小孩的牙齿都坏了。你看着一个个孩子皮肤都长得挺好的，但一张嘴满口都是大黄牙，很可惜，会影响他们一辈子。1983年，天津搞了“引滦入津”工程，才解决了喝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亲就帮我们把孩子留在上海带，一直到8岁才回到塘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俩那时工作也忙不过来，别的不说，要是再多一个孩子在身边的话，我晚上哪还有时间去学习进修？
矢志不渝
事实上，我工作中的每次调动升迁都是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组织上要我去哪我就去哪。那时不兴“走后门”、“跑官要官”什么的，反正无论到哪里工作都是一种锻炼。
我是1984年底调到北京的中船总公司的。当时是中组部下的调令，包括户口调令。我那时40岁左右，在当时来讲的确是年轻的。有些老同志在总公司里干了20多年，连个副处都不是，我一去就是副局，所以有些机关里的同志不太习惯，他们说：“难道总公司里没有人了吗？非要从下面调几个没有机关工作经验的人来。”这些话我都有所耳闻，更促使我要努力工作，胜任岗位，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后来慢慢地在工作中我得到了认可。
我在总公司一直干到了1996年，这10多年我一直是在规划局，有时叫计划局，有时也叫计划部，反正主要就是搞规划，搞船厂和造船的发展建设。80年代，国家建设资金还非常紧张。那时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造船厂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中造船坞是关键设施，像大连造船厂的那个大坞，是我国第一个30万吨级的船坞，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我在计划局重点抓这个项目。那边的地质情况特别复杂，由上海的第九设计院设计，船务工程局建造，前后花了三年多时间才建成，为后来全国大船坞的大规模建设开创先例并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时国家的财政也不宽裕，所以我作为总公司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必须要制定正确的规划。我们的规划不仅要考虑眼前的需要，更要考虑到长远的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的很多决策都是正确的。当时海军的发展还未排在优先位置，我们国家对船舶工业的投入要比航空航天少得多，我们的任务就是怎么把这有限的经费用好，用在刀刃上，使得每一项投资都能真正产生出效益来。因此船舶工业必须要走投入少、产出多的路子，精打细算，使我们造船搞一个型号，就干成一个型号，并逐渐形成了系列，可以说我们没有浪费国家的钱。
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一直是坚持原则的，我觉得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总是伴随着“高人指点，贵人相助，朋友互勉，小人跟随”这种情况，使我能看问题更加站得高看得远，得到帮助，遇到困难时能逢凶化吉，对自己更注意谦虚谨慎。要想做点事，有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经过慎重、反复考虑，只要自己还是对的，就要坚持。特别是像我们搞规划的，必须有长远的眼光，如果搞得不好会影响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到时候发现错了，再推倒重来的话，损失就大了。不仅如此，我们的规划还涉及到企业的结构调整，关系到很多职工的就业和生计问题，我如果按照错误的指示去办，良心上也过不去。
比如有一段时间，房地产很热，总公司里有些同志想把青岛修船厂因赚钱不多给裁撤了，让职工提前退休或者下岗，然后把这片地方腾出来开发房地产，建别墅。这其实只是一次性收入，真要实行了，以后总公司在青岛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基地了。更要命的是这么多的人下岗了，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我觉得他们本来能在厂里干的，却硬不让他们干，这么做对不起他们。所以我不同意这个意见，后来终于采取尽量先予以维持，并搞个大的浮船坞，扩大了生产规模，企业效益也得到改善。后来赶上了奥运会帆船赛建设，国家出资进行拆迁，把厂搬到了黄岛，规模扩大了10倍，这样不但原先的职工不用下岗，还要另外大批招人，在黄岛形成了一个造船及配套企业的产业链。
1998年新的国防科工委成立以后，我被调回国，因为有了在美国一年多的工作经历，被任令为国际合作司司长，一年后又调到了综合计划司任司长，还是搞规划发展和建设。那几年是很忙的，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八九点才回家。白天应付委内开会和企业来汇报工作，下班后审阅项目批文，文件都是用小车推来的，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肚子饿了，就拿包方便面泡着吃。
那时正是我们国家武器装备大发展的时期，军工投入较先前大幅增加。我们部队现在能够拥有大批现代化的装备，得益于那个阶段开始的装备建设和研发。这个过程我基本都参与了，能投身其中出一份力，我感到很幸运。在国防科工委工作期间，心情也十分愉快。
2001年，我调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又换行当了，等于是代表国务院去监督这些大型国企，像国家电网公司、发电公司、水利水电公司、钢铁公司、黄金公司等，都在监督之列，我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2007年卸任。由于过去在船舶公司呆过，造船是个综合性行业，所以我对有关民口行业还是有所了解的，因为像航天、航空、核电这些工业部门原本也都在国防军工计划口内。因为我接触面多，还经常到下面调查研究，所以对企业的一些问题还是很清楚的，他们干得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干得不好又是何种缘故？虽然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监督，重大问题要写报告报送国务院，但也不是总摆出一副执法大员的架势，光是找别人的茬，我找那些集团的老总们交换意见时，他们干得好的地方我会给予充分肯定，对于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也会善意地提醒他们一下，或者提一些改进的方案，其实企业也希望你能够“一监二帮”。过去跟军工企业接触多了，再来监管指导民口企业，发现他们有些管理方法与军工企业不完全相同，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进。现在看起来，我监督过的这几个企业，大多数如今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有几家已进入了世界500强。
我从基层走来，当过基层的领导，后进入国家机关，所以不论是在总公司，还是在监事会，都能体谅下面企业的难处。所谓“三门干部”，就是家门、校门，然后直接进机关门，是很难切身体会到企业遇到困难时，希望你给他们研究解决的心情，简单机械、颐指气使地应付是不行的，一些困难的企业还得帮一把，想想企业的普通职工还有不少困难，想想人家当厂长也不容易，我能给出些点子的，还是要帮一把的。
2007年从监事会退下来，我就在科技委发挥余热，从事科技方面的咨询工作，因为忙惯了，不习惯在家里闲着。在科技委有事就处理事情，没事的时候就自己学点新东西，充实自己的生活。“夕阳无限好，只是在黄昏”，今后仍要关心国家大事，做些对社会有利、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加强身体锻炼，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吧。
寄语母校
作为一个学造船、一辈子都在和船打交道的老交大人，我对母校的船院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也寄予厚望。原先我们那会，总公司里出自交大的人很多，但八十年代以后，上海来的就越来越少了，船舶科研单位里交大毕业生也不多，倒是哈船院和其他造船院校的学生过来的多。当然这和大环境有关，当时造船厂很苦，工资收入跟别的行业比也不怎么样，即使是学造船的学生毕业后也不一定入这个行，很多人改行或经商去了。最近情况又有所好转，但人才的成长是要有一个周期的，因为前一阶段没有接上，后面就会出现一个空档。造船原本是交大的强项，不应该丢掉，现在学校把船舶和海洋工程合在一起这是对的，进军海洋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等待着开发利用，所以大有可为。交大靠海，而这恰是北大、清华所不具有的优势。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