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钦，1944年生，辽宁海城人。196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曾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现任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
采访中张广钦回忆了自己早年从交大预科考入交大船制系求学的经历，详述了20世纪80年代调往中船总公司后努力推动国内造船企业进行生产管理模式革新的经过。
口述：张广钦
采访：盛懿、朱恺、胡端
时间：2012年10月11日
地点：北京逸夫会议中心上海交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
记录：朱恺
编者：朱恺
一个预科生的交大情结
我祖籍辽宁海城，父母都是辽宁人，后来到了上海，我出生在上海，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二代移民”。
我很早就和交大发生了联系，我高中是在交大预科念的。1959年的时候，上海的大学开始实行从初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预科生的制度。当年交大预科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当时预科的录取率非常低，大概是二三十人才取一个，所以竞争十分激烈。要考语文、政治、数学三门科目，我总分得了279分。我所在的中学只有两人考上了预科，除我考上了交大预科外，还有一位同学考入了同济预科。发榜后，我初中的班主任高兴极了，特地到我家来通知我们。
当时交大预科生都在位于延长路民晏路上的交大分部就读。教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来自交大，所以交大预科的教学质量是非常高的。预科的学习给我们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我也开始对交大产生了向往。
原本我们预科生可以在三年后直接保送交大，但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减少了大学的录取比例。我记得那年全国大学总共只招了20来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实行保送，社会上反对之声就大了。所以1962年上海规定所有预科生都要参加统一高考。
当时学校方面为了体现交大预科的水准，就动员我们考清华、北大、中科大。但是因为进了预科后，经常跟交大有接触，对交大有了感情，所以我就没听老师的话。不过后来我还是有点犹豫，就回家征询我父亲的意见，父亲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宽裕，去北京念书的话，每年放假还要花一笔额外的路费，不如老老实实在上海念吧。我一想也是，最终第一志愿还是填了交大，至于专业就是造船，也就是一系，这是交大最好的专业嘛。那年上海的高考录取率只有8%。但我们班上40多位同学，除一人没考上外，其他全进了大学。当时交大的录取分数线是480分，我考了523分。
六十年代初，我的印象里全国大学当中要属中科大最强。当时考进中科大是很难的。我有一位同学数理化都很好，就是语文不行，特别是作文很差，常常只得2分，像这样要考中科大就不行了。后来语文老师给他单独辅导，让他背了15篇作文，结果还真的用上了，考取了。据说中科大一年级考试，允许考生带着饭盒进去，可见考试难度之大、强度之高。中科大下来就是清华、北大了。但“北有清华，南有交大”，在上海最好的就是我们交大了。
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进入交大念书后，感受最深的就是交大严谨朴实的作风。记得当时学校里流行三句话，叫“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
“门槛高”就是指考进来的学生都是原先各个中学里成绩比较好的。
“基础厚”的“基础”讲的就是“三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交大当时强调的就是这“三基”，因为我们进校的时候，“大跃进”已经结束了，“教育革命”也随之终止，全国的大学开始贯彻“高教六十条”精神，所以从1962年开始，学校里对教学抓得非常紧，尤其是对基础课的教学十分重视。
至于“要求严”，我们的的确确从一开始就感到了学习的压力。刚才说了，当时能进交大的同学，应该说在高中里成绩都是不错的，但进了交大后不久，就拉开了差距。像我在预科里基础打得还算扎实，预科的前两年就把高中的知识全学完了，等到了第三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学大一的课程了，比如高等数学什么的，所以进了大学再学起来就不太费劲了，没什么大问题。有一些外地来的同学，应该说他们在中学里成绩也都是拔尖的，但到了交大就感到有些吃力了。像理论力学，是很抽象的，很多同学学了半天，思维还是转不过来。一些同学在中学里都是优，得5分的，结果跑这来弄了个2分，差点要哭了。那时学校规定一学期两门课不及格、连续发生两次或者主课不及格、补考后仍不及格的话，就要劝退。我记得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退学了。所以说当时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交大是造船工程师的摇篮，所以我觉得要好好学习，将来毕业了就能当造船工程师。我对当年教过我的老师还有印象，像教高等数学的孙增光，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教我们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头发都掉了。
还有教流体力学的江可宗。印象中他很风趣，他讲流体力学，上来先不讲课程内容，而是讲绪论，足足讲了两三节课，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学习兴趣给调动起来。当时大家都把流体力学叫做“留级力学”，就是因为特别难，搞不好考试会不及格。为了勾起我们的兴趣，他特别举了个例子，说自己有一次摔破了膝盖，住了院，他问护士伤口什么时候才能好？护士说这个说不准，要依个人的情况而定。江老师说这个问题完全能算出来。他就给我们讲这个。另外还举了其他不少例子，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我们进校的时候，杨槱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静力学》的课本就是他编的。陈浩是系的党总支书记。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卢积才，因为他是党总支副书记，专门分管学生工作。我们的辅导员是汪祥迪，还有毛杏云。
我们一个年级有160多人，一年级的时候大家还在一起上课，到了二年级就分专业了，我是110专业，就是搞水面舰艇的，其他的专业还有潜艇、民船、结构力学和流体力学。
三年级时，学校里就开始发展党员。我印象当中，我是我们年级里第一个入党的，是在1965年，一年后转正，我赶在了“文革”前转正。后来到了“文革”时期，学校里就不转正了。有很多同学比我晚一些入党，都是预备党员，一直要到后来进单位后才转正。
在母校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评“三好学生”。那是1964年，学校第一次评“三好学生”，全校一共评出了5个人，我们系就占了2个，其中一位是王震达，他后来担任了船舶总公司工艺研究所的所长；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次评选活动在当时学校里造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学校里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我们五位获选人的大幅照片还被贴在了学校的大礼堂里。我们评上后，余仁校长还亲自接见了我们，并给我们讲了很多勉励的话。所以我对余仁的印象还是很深的，他喜欢打篮球，有时候他还亲自出场，和校篮球队的同学一起比赛。
1965年，学校里又评了一次“三好学生”，结果评出了20多个人，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就没再评。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这些评选材料都被烧毁了，如果能保存到今天，作为档案会很珍贵。因为“三好学生”在学生中是很高的荣誉。
在交大念书期间，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就是组织收听“九评”。那是1963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中苏两党闹翻了，我们党这边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论战文章，学校里也组织大家收听广播。首席播音员葛兰的那个声音极富磁性，听起来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结果“九评”还没听完，赫鲁晓夫就被评下台了。顺便说一句，我在中学时外语学的就是俄语，进了大学后，学校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让我们这批原来学俄语的同学继续学俄语，一些原本在中学里学英语的同学则接着学英语。所以我在大学期间把俄语学完了，英语是一点儿没学。不过后来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各方面的交流中断了，俄语也没怎么用上。以后有些同志在工作中需要英语，都是自己学，因为他们有俄语的底子，很快就掌握了。
感恩母校
我们1962年进交大读书的时候，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处于恢复当中。不过我们学生的膳食，学校里还是定量给我们基本保证的。每人每月32斤，但副食就差一点。当时我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正是要吃的时候，所以有时还是会感觉到肚子不饱，常常上午上到第4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因为油水不足。那时吃个5分钱的炒青菜，就已经感觉香得不得了了，要是碰上有1毛5的大排，那就简直高兴坏了，这在当时算是最好的伙食了。我们交大在安排学生膳食方面做得很好，像当时北方的一些学校，生活条件就相对差一些了。
那时课余的文体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刚进校一年级的时候，学生中就组织起了很多文体表演队，包括舞蹈队、话剧队都有，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在大礼堂里都有演出。但参加这些文体活动有一个条件，就是学习得过得去，起码得升级，不能够留级，如果学习成绩不好的话，是不让你参加的。当然学校的篮球队除外，交大篮球队当时是很出名的，都打进了全国甲级比赛了，只要校篮球队打比赛，我们大家就会去看的，为他们加油助威。我们班的课余活动主要是踢足球，我的眼镜不知道被踢碎了多少副，我是近视眼，初中就戴眼镜了。
我在学校里当过班干部，这对我后来担任领导工作也是一种能力上的锻炼。我先是担任系里的团总支宣传委员，后来还兼了班支部书记。印象当中，那时当学生干部，要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比如星期天我们要组织同学到校外去推垃圾车，搞义务劳动，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出来主持的；那时每逢秋收和春种，我们也要组织大家到崇明、奉贤的农村去帮着农民干活，一年两次，每次持续一到两周。
1963年的时候，毛主席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学校里学雷锋，主要是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当然要带头，我们就挑班里成绩较差的那些同学，去帮他们补课，这样补着补着，后来相互之间就成了好朋友。这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工作方法，在后来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用到，这都是当初在大学里培养锻炼出来的。所以说我在交大读书期间，不单单是学习，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都是基本能力，一旦打好了，就会终身受用。正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锻炼，当年和我一个大班的几个班干部后来都干得很好，都成了企业里的领导骨干，像李柱石、范有年、龚金根、葛介生等就是一些例子。所以母校对我们的培养，我们确实是终身难忘的。
步入基层
事实上，我们在学校里正规念书只有三年多时间，1965年就开始搞“四清”了，我们班参加了船舶系统的“四清”运动，先是去江南厂，后来又去了沪东厂，我被分到车间，当“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一直呆到“文革”爆发。
“文革”开始后，学校里比较混乱。“造反派”在学校闹得很凶，批斗余仁，我印象中何友声还被戴了高帽子。我对当时的这些现象不太理解，没有参加造反派这些事。后来就在学校里呆着等待分配。
到1967年“复课闹革命”时，我们又组织了起来，找来老师帮我们把后面的专业课补了一补，不过既没有考试，也没有毕业设计，当时学校里已经没人顾得上这个事了。事实上，我们把三年级以前的基础课程都学完了，而且学得很扎实，参加工作以后，在厂里用到的主要还是这些基础知识。至于学校里学的设计这些东西，倒反而用的不是太多。我在大学里学的主要还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不像那些分配到设计院的同志，他们进去直接就是搞产品设计的，用到的专业知识比较多。我是从当电焊工、装配工开始，一点一点从最基层干起。
1968年学校开始给我们分配工作，成立了毕业分配小组。当时是造反派掌权，我原来是班里的党小组长、团支部书记，这时已经靠边站，具体的分配工作由造反派管。当时大家都想去研究所，或是留在上海。有一位六六、六七两届分配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当时造反派里的一个主要领导。他给自己分配了一个最好的去处，就是北京的系统工程部，这是个保密单位。造反派对我说你是党员，你要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听了，就在班里发了个言，说你们别担心，我愿意到祖国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地方去。当时我们班的分配名额中有一个四川“三线”建设的企业，是最远的，而且要求符合保密条件。他们让我去报名，我说好的，我去报名。就这样我被分配去了四川，走上了建设“大三线”六机部四二九厂的工作岗位。
不管怎么说，我至少分配进了船厂，没有脱离我的专业大方向。有的同学就没那么幸运了，那时要查你祖宗三代，只要你家庭成分有点问题、社会关系有点复杂的话，只能暂缓分配，过半年再说，而且别指望进入六机部造船这个行当了，因为当时这些企业都是涉密的。还有同学被分到了上海竹器木器公司，跟造船完全不沾边。一些人要等到“文革”结束后通过读研才重新“归队”，也有的就无声无息了。
事实上，毕业去向定下来后我们还是经历了一番波折，并没有能够马上去工厂，而是根据当时中央的规定，去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就这样，我在海军农场种了两年水稻。当时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工厂。有一次从六机部的政治部来了一位干部，他到农场慰问我们。当时正好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他跟我们说：“你们千万别灰心，你们都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反击‘苏修’的入侵，总不见得用棍子去把坦克撬翻，还是要用火箭炮什么的，要用科学技术。所以你们放心，肯定是需要你们的。”大家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没想到，他因为说了这个话，后来被部队里的一些极左分子说成是反党的黑言论。那帮人的意思是你们这帮学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什么时候回去都不知道，要老老实实呆在这里。这样一来，大家又感到心寒了。终于等了两年，中央又下了新文件，宣布“解放军再教育”结束，要我们都去原先分配的单位。
离校前，学校还给我们这批同学发了毕业证书，为这件事中央统一下了文件，有一个文号的，最后我们这批人算作1967届的毕业生，是1967年7月1日正式毕业的，但真正离开学校是在1968年了。
“小弟弟当领导了”
我离开学校去四川的船厂，是从工人干起，这样一点点走过来的。我有时候跟同事聊，说我们这一批同志能到北京部里来并做出一点成绩，其实是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提出要选拔年轻干部这个政策，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大的潮流当中，遇到了这样一个机遇，并不一定我们做的比别人出色很多，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当时有个顺口溜，叫作“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累死白搭；五十七八，回家抱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像我当时正好也就是三十八九的岁数，作为年轻干部被选上来的，这样一点点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当时是在重庆工作，那是在基层，要选到六机部里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以前部里选干部，首选都是从江南厂、大连厂里挑，“三线”建设的厂都是小厂，根本轮不到。那次选拔年轻干部，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推荐，所以我才碰到了这个机遇。
我到部里以后专管生产。我当时在部里的确算得上是年轻干部，是新鲜血液。剩下的许多都是老同志了，不少还是老革命。我们进来都是小弟弟，但进来就当领导了，所以他们一看说：“小弟弟当领导了。”
我是和范有年、陈小津一起被选到部里来的，当时部里的好多人都问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背景？我说我没背景，我父亲就是一般的退休工人，很普通的。在基层干过的确有好处，“三门”干部是有问题的，就是家门、学校门、机关门，那样的人到机关以后，对基层、对企业的感情和我们这批人是不一样的。
推进现代造船生产管理模式改革的实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造船厂基本按照“船、机、电”系统，进行设计和组织生产。现场依靠调度和监造师来指挥，协调进度，处理各工序之间的扯皮问题。造船周期长，生产效率低下。
我调到北京总公司机关工作以后，分管企业的造船生产经营工作，也有多次机会随团组出国，到日本各大船厂考察学习，这时总公司的骨干船厂也分头与日本的船厂组织对口交流。如新港和大岛、江南和三菱、沪东和三井、大连和日立等等。对比他们的造船生产管理模式，显然我们落后很多，改革传统、落后的生产管理模式势在必行。我们的“转模”工作从推行“生产设计”入手，编生产设计教材，组织培训班，用典型企业先进经验引路。80年代先是学新港，90年代又是学广船。总公司多次召开缩短造船周期工作会，不断地推进“转模”工作。但是要把几十年积习已久的东西变革过来，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在我回忆近30年的工作经历，推进现代造船生产模式的改革，是我从事生产管理领导工作中最重要的实践。当然许多工作是和总公司的领导以及许多同事们一起进行的，但是我认准这项工作是提高我国造船企业生产效率的牛鼻子，所以一直坚持抓下去。不同阶段我们有侧重地把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和管理模式的改革相结合，如除生产设计之外，又推广成组技术、分段预舾装、模块化生产、总装造船。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又体会到这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领导的重视最关键。我们又在总公司的工作会上提出把这项工作的推进和考核企业一把手相结合，对他们提出明确的要求。我们还从理论上把现代造船模式总结为“以统筹优化理论为指导，应用成组技术原理，以中间产品为导向，按区域组织生产，壳、舾、涂作业在空间上分道，时间上有序，实现设计、生产、管理一体化，均衡、连续地总装造船”。直到今天，这个提法依然很符合实际。
我调到国防科工委工作以后，分管船舶行业的军、民工作。民船方面覆盖了军工集团和地方船舶企业。我们成立了推进现代造船模式的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专家组，发布了推进工作的指导意见，把这项工作在全国的造船企业中推广。南通中远川崎船厂是中国远洋和日本川崎的合资船厂，他们把日本造船企业的管理模式全盘搬过来，创造出全国内各个船厂中最好的生产效率和最少的人工消耗。我在南京主持了全国船舶行业工作会后，把代表全部拉到南通，让大家实地参观学习，号召全行业向南通中远川崎学习，2012年我们船舶协会又和工业信息化部装备司一起举办推进现代造船模式的宣贯会，请专家组的组长详细讲解这项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的方法。专家组还和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一起编制了《船舶建造技术水平评估方法》，由工业信息化部向全行业发布，供各船厂对标自检，找差距，深化推进工作。
随着时代的前进，有关方面不断对造船的科技进步提出新的要求，如数字化造船、绿色造船，最近又比较强调两化融合。我和协会的同志们坚持把这些要求和推进现代造船模式的工作相结合，我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实质上就是一件事：用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来改造，优化企业生产管理的全过程，达到按计划、准节拍、均衡地、最节省各种资源地去完成企业的每一项造船任务，满足市场的需求。
从2003年到2008年，全球的造船市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兴旺时期，我国船舶工业也迅猛发展壮大起来。90年代初期，我国造船产量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不足5%，如今已经达到40%上下。一些年份的产量超过日、韩，居世界第一，而且主要的骨干企业造船周期已经和世界先进国家不相上下，推进现代造船生产管理模式的工作可以说深入人心，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当然，我们和日、韩的先进造船企业仍然存在着差距，突出表现在消耗的人工比他们多，效率还比他们低。我在前不久召开的会上重点强调，推进工作没有止境，造船产量第一只能算是大国，真正的造船强国还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
园了航母之梦
我们是交大造船系水面舰艇专业的学生，从跨入这个行业开始，可以说为祖国建造航母是我们的梦想。最近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正式交付给部队，举国上下为之振奋。我们也为自己能在工作岗位上为这项工程出了力而自豪。
这件事的经过非常复杂，以前也属于绝密，大家都守口如瓶。现在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了交舰仪式，新华社和许多媒体也不断有所报道。仅就已经公开报道过的可以知道，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在乌克兰船厂建造的航母“瓦良格”无法进行下去了。一些年后，在澳门的中国商人通过拍卖，以废钢的价格把它买下来。舰的内部能拆的都被乌方工厂拆光了。但是商人无法把瓦良格拖回来，土耳其的海峡不放行，背后估计是各种势力进行阻扰，澳门商人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当然十分关注这件事，哪怕是拖回来加以借鉴也是有价值的。经过很复杂的过程，又有许多部门的配合，可以说是克服了千难万险，花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在2002年3月安全地拖回到大连港。我们参与了拖回来的全过程。拿回来以后，从商人的手里转变成国有资产又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我们依据法律程序，终于成功地把它交到了中船重工大连造船厂的手中。这样起码有了物资基础，以后多方加以论证，我们反复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把它造成一条训练舰甚至是真正的航母。2004年8月终于有了结果，中国第一条航母工程正式开始了。
又经过8年的努力奋斗，军民合作，各大军工集团齐参战，克服了外界难以想象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中国海军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条航母，这是一个起步，更是一个突破和转折。2007年我就离开了现职岗位，到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担任会长，实事求是地讲，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许多多交大校友都为这条航母的诞生做了贡献，实实在在圆了交大学子的航母梦。中船重工集团作为主要承造者，项目的总设计师、副总指挥都是交大校友，集团和厂里的骨干更是不计其数，很多都是交大校友。其他军工集团的研究院所、企业也有交大校友的身影。军方更多了，总装、海军、装备部、研究院、军代室里不少是交大校友，就连辽宁号的舰长张峥也是交大校友。更不用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幕后决策者，帮助和支持把这个项目促成和提供各种保障的同志，不少也是交大的校友、老学长、学兄。如果有一天，许多事情解密了，把参与我国第一艘航母工程的交大校友访谈成册，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们交大的光荣。
深情寄语
我自己感到我们国家对海洋的认识、对海洋开发的重视是渐渐地才被各级领导层接受的，现在应该说比过去要重视多了，但整体上而言，国民的海洋意识还远远不够。“神九”上天和“天宫一号”对接的时候，“蛟龙号”不也下潜了嘛，还在海底和天上对话，但在宣传力度上远赶不上航天。
我非常希望交大船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大量地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来，因为大有可为，后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从军队来说，我们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一个航母舰队哪能够？起码得有三、四个；从造船来说，三大主力的船型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须要不断地优化，其它特种船舶都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须要不断地开发；从海洋开发来说，我们的深海资源那么多，等着我们去开发；还有海洋工程装备，这里面都是高科技，是需要专门的人才去研发的。所以盼着我们交大船院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培养与输送大量人才，帮助我们国家缩短和别人的差距，将来在这个领域的争夺是很激烈的。希望交大能把造船和海洋工程专业建成国内一流、最具影响的专业。现在交大毕业生来我们船舶行业的比较少，所以我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像我当初在部里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交大的，机关里可以直接用上海话交谈。以前造船厂和研究所里的一些领导或者骨干都是我们交大的，以后恐怕就不行了。
交大的造船学科决不能丢掉，现在国内高校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很激烈，像哈船院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船和海洋上，叫“三海一核”；哈工大和西工大实际上也在下很大的力气。倒是咱们交大现在好像牵不起这个头了，已经不是最突出的了。想当年交大的造船在全国是名气最饷的，我们在船舶行业里以交大毕业而自豪。
现在，光讲造船总量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造船工业的强大，我们还必须在船型开发、信息化、海洋工程和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改进，这些工作正等着交大船院新一代的学子们来大显身手。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