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谦若（1886～1969），字叔和，江苏苏州人。著名土木工程和测量专家。1904年入上海震旦学院读书，1907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留学。1911年获学士学位，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受聘于铁道和水利部门。1930～1945年在交通大学，历任教授、土木工程学院院长、系主任、教务长，为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科的发展和校园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又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工专、苏州工专、大连海军学校和中国矿业学院等院校，为祖国的江河、铁路、桥梁、矿山的勘测建设和教书育人奋斗了一生。 1969年在北京病逝。
年少离家出走，学成投笔从戎
李谦若1886年4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父亲曾是清朝河南开封地区的一名知县。小时候他常见到贫困的农民因交不起地租而被关进牢笼施以酷刑，还常听到衙门内传出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些悲惨的景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他深感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残酷。在上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使他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很大，因此很想出去闯一闯，更想到上海去读书。但这一想法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1904年初，18岁的他，违抗父亲要他继承清朝官爵的意旨，卖掉了心爱的自行车（这是当时新产品，全县只有两辆），不辞而别，只身离家出走。在从河南开封到上海的路上，经过几个城门口时，他见到父亲张贴的寻人悬赏告示，但他义无反顾。到上海后，家里又派人骑马追来，逼他回去，他不为所动，坚决留在上海求学。是年3月，他考入上海震旦学院。但次年春，该校即爆发反对法国天主教会干涉学院事务的学生风潮，全校散学。1905年9月，震旦创办人马相伯与部分退学师生又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李谦若便入复旦就读。马相伯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而且在复旦就读或任教的也多是具有新思想的革命党人和反清志士，这给年轻的李谦若思想上很大的影响。
由于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这一时期李谦若过着艰苦的生活，由此也养成了他一生勤俭节约，不怕吃苦的品德。1907年，清政府在江南一带学校遴选优秀学生出国，尚未毕业的李谦若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与胡敦复等一行，由温秉忠护送赴美，进入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11年，当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时，恰逢辛亥革命爆发，本来还可以在研究院继续深造的他，便毅然回国参加革命，报效祖国。
1912年1月，他在革命军某交通团铁道营第二连任连长。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在军队里，他往往身先士卒。一次在船上执行任务时，遇到袁世凯兵的袭击，为了挽救全船几十人的生命，他冒着枪林弹雨，挺身而出，站在船头，打旗语说明这是一艘工程测量船，不是武装作战船。但是敌人不管，一梭子弹打过来，从他手臂关节附近穿入，又从腰背部穿了出来，甚是危险。好在没有打中要害，不过在他身上留下了4个枪眼。还有一次，也是遇到匪兵，他的头部被砍了一刀，把身穿的白西装都染红了。这血衣曾在他家中保存了很久。李谦若追求共和，不畏牺牲的精神令人称颂，解放后每逢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会议，他都会被邀请出席。
不久，袁世凯篡权，革命失败，他便离开了军队。
从1912年8月起，李谦若受聘于南浔(南昌至九江)、陇海、宁湘、株钦、京绥等铁路及顺直、扬子江（长江）水利委员会等部门，从事专业工作，并先后担任扬子江测量总队队长、总工程师等职务，长期从事艰苦的野外作业。当时扬子江的主要测量数据是在他的主持下建立的。在汉口、九江、安庆一带测量时，为便于工作，他为家人租了一只小木船，拖在测量大船的后面，这样全家长期住在小船上，过着动荡的生活。每到一处，他都亲自领队进行测量，跋山涉水，不辞劳苦。野外测量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在那动荡的年代还十分危险。一次，在黑夜荒凉的扬子江面上，他的测量船遇到强盗袭击。他临危不惧，沉着镇定，带领工人携枪奋战，最终使全船人幸免于难。在负责扬子江水准测量工作时，为了保证测量数据准确可靠，他从上海吴淞口开始，逆流而上测量一段，再顺流而下复核一次，然后再上行测量下一段江域。如此反复进行，不厌其烦。这样，从上海到汉口，来回上千公里，测量误差只有区区十几厘米，受到同行们的赞赏和钦佩，轰动一时。1934年杭州湾钱塘江大桥动工兴建前，需要确定设计的桥长，他和茅以升先生一起作了精心测量和精密计算，后来大桥造好后的实际长度和他们的预测结果非常接近，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精确程度。
学识渊博执教，德才兼备育才
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成立不久，孙谋代院长辞职。1930年4月18日，时任铁道部技正的李谦若被任命为代理院长。从此李谦若开始了教书生涯。在交通大学期间，他先后任教授、土木工程学院代院长、院长、系主任、教务长，并兼任全校训育、图书、校产、设备、法规、考试、招生等委员会委员的工作，主讲过“高等测量”、“大地测量”、“天文学”、“水力学”、“野外测量实习”等课程。
李谦若上任后，对学院的教学管理多有建树。当时交大教务处只安排一年级的课程，二年级以后的课程则由各学院自行安排。李谦若为了使交大土木工程学院毕业生的水平能和国际上名牌大学毕业生一样，便调查了美国各著名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情况，精心设计了交大的教学计划，选择了结构学和测量学等专业基础课程，并选用了当时最新、最实用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材。所以交大土木工程学院二年级以上的教材全是英文的，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英语水平都很高。
教师是实施教学计划的关键，他在物色和聘请教授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请的教授都是德才兼备、有真才实学、清正廉洁且没有很多兼职，能致力于教学的知名学者。如聘请了金肖宗教二年级的“应用力学”，江祖歧教三年级的“结构理论”，王云瞻教“桥梁结构学”，杨培琫教“混凝土结构学”，顾康乐教“给水工程”和“污水处理工程”。这些教授都很认真负责。李谦若和教授们为了给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对学生也很严格。除第一个月外，每周都有考试并公布成绩，还有多次事先不通知的临时测验，以便了解学生的接受程度，督促学生学习。
他还专门开设了“天文学”这门课程，这是一般土木工程专业不设的。“天文学”教授学生如何观测星象，以便确定测试点的精确位置，这对土木工程的测量是很重要的。李谦若亲自讲这门课，教了很多有用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如土木工程测量时，必须精确地确定正北方向，一般以为北极星代表正北，其实北极星不是恒定的，它在一个小圈子内移动；他还备有国外出版的每年一期的星象年鉴，即天文历，可以查出某月某日星球的位置差多少。在有云的日子里，如果看不到北极星，李谦若就教大家如何从其他星球（如仙女星座）算出北极星的位置。他说这些测量必须非常精确，否则上、下、左、右差一点，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测量需要双向施工的大桥和长隧道时，这样的误差就极其危险了。
李谦若还教测量课，这是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他制定的教学计划要求每年暑假中留出三周时间，让二年级学生到野外进行大地测量，三年级学生到外地进行道路测量，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经验、作风和素养。实习虽由助教带队，他也亲自参加指导。他要求大家在测量中严格遵守操作程序，谆谆教导他们，如何避免可能的错误，如何提高精度。同时他要求学生在野外工作时，不怕苦、不怕累。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不怕酷暑和疲劳，经常亲自到各组去指导和检查。他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学生们都非常尊敬他。但也害怕他的严格，担心万一被他检查出什么毛病，或误差太大，就要重新测量，那就太辛苦了。他对测量实习一贯很重视，直到1960年74岁高龄时，还亲自带学生去北京门头沟进行测量实习。
在教学管理方面，李谦若十分严格，他平时话不多，说话时轻声细语，但凡是他的学生，对他严格、严谨的教学作风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次测量实习时，他发现有一个数据是学生没有经过实地测量，为了省事而估算的，他果断地命令他们把全部测量重做一遍，否则就判他们这次实习成绩零分。并告诉他们：科学必须实事求是，绝不能有半点虚假，更不能投机取巧，尤其是土建和测量工作，人命关天。他还说，不少中国人干事太马虎、不讲究质量，不如外国人，这样怎能强国？一个人工作质量的好坏，反映了他的综合素质；一个工厂产品质量的好坏，反映了这个工厂的综合素质。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中国要富强，大家做事就必须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不能敷衍、马虎、偷懒。多年后，不少学生反映，李教授这种严格的训练，不但当时对他们的触动很大，而且对他们以后工作态度和作风的影响也极其深远，甚至是终生的。
李谦若平素最痛恨学生弄虚作假，如果发现学生考试作弊，一定会当场捉住，绝不手软。在批考卷时，如发现两张卷子错得完全一样，明显是抄袭的，那么两个倒霉的学生一定都得零分。抗战时期，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在一些私立大学兼课，有的学生根本不想学习，只想混张文凭，作弊成习惯。而有的老师为了混饭吃，马马虎虎，在学生面前做好人，谁也不得罪。李谦若可不是这样，在他面前，谁也甭想蒙混过关。这种绝不通融的做法“得罪”了某些学生，他们就玩弄恶作剧。对这些事，他都付之一笑。他执著地认为：“‘教不严，师之惰’，不管他们对我怎样，我总要对这些青年学生们负责。”
平时，他对学生也很宽容。一次，有一个学生对他不礼貌，本来校方想给该学生记过或开除，李谦若见他能认识错误，只让他写个检讨就算处理了。这使该学生非常感激，也使其他学生很感动，觉得李院长虽然在学习上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其实对人是很宽容大度的。另一个学生经常请假，李谦若没给处分，到暑假还托人给他补课，尽量不采取留级处分。
李谦若还积极筹建土木工程学院的教学设施，1932年建造的工程馆底层有很多实验室，其中土木工程方面有材料强度实验室、混凝土实验室，还有占地面积很大的水力学实验室，这些都是他一手策划建立的。
在交大期间，除了主持土木工程学院的工作并给学生上课外，李谦若还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现在上海交大的红色宫殿式校门，就是由他主动请远亲吴蕴初先生赞助1000圆大洋建成的；现在的徐汇校区大操场(原福开森操场)是他向美国人福开森先生募捐来的；现在的交大工程馆是他负责督造的；现在的总办公楼容闳堂的建筑方案中，也采纳了他的不少宝贵意见。他为交大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地区，也将占领上海交大校园。李谦若紧急组织在上海的学生，将学院内能搬动的教学设施、测量仪器等都装箱搬入法租界。交大借了法租界内震旦大学和中华学艺社（今绍兴路）的校舍，分别为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授课，他奔走于两处之间，克服种种困难以保证教学，备受辛劳。
李谦若不但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而且经常教育他们要有理想、有抱负，重视培养他们的牺牲精神、吃苦耐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1931年，他在交通大学第31届毕业典礼纪念特刊上，为学生送上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诸位此后将脱离学校生活，对于人民、社会、国家甚至对于全世界，将要抱着重大的牺牲精神，去努力贡献于伟大的事业……诸位到社会上去服务，不能像在学校求学时代的那样自由，以前随随便便的习惯，实有彻底改变的必要……我最近为毕业生出路问题，以私人资格向各机关接洽时，往往发生很深的感想：他们来信都是千篇一律地要‘能吃苦，成绩好’的学生。可见大学毕业生的文凭是可恃而不足恃，唯有耐劳吃苦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方能博得社会的欢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吃苦》，刊于交通大学第35届毕业典礼特刊上，大意是：“同学们苦读了十几年，现在毕业了，似乎可以苦尽甘来了，殊不知学校生活是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黄金时代。毕业后，服务社会有尽忠报国之苦，应付上司下属之苦，负担家庭之苦等。而我们土木同学更不用说了，工作多在野外，餐风宿露，不避寒暑；有时披星戴月，连夜赶程，还无车可乘，无饭可吃；而这些地方都要靠诸位把它开通起来，建设起来。你们若要‘成功’，就应该吃这种苦，必须吃这种苦。反过来说，我们既要学土木工程，当然不能嫌它苦。如诚心为国家社会、为自己而吃苦，自能苦中生乐，不觉其苦。现在各处批评交大毕业生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吃苦’，希望各位能尽量吃苦，造成‘交大学生能够吃苦’的舆论才好！”其实，在当时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交大的毕业生最热门，最出风头，刚毕业就被用人单位抢走。其他学校毕业生薪金一般90元/月，而交大毕业生100元/月。扬州、苏州等地名牌中学的尖子学生大都报考交大。
李谦若任教40年，桃李满天下。如著名航测与遥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之卓，著名水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光斗，都是当年他任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院长时的学生，学生们后来大都当了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等，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几十年来，很多学生一直和他来往，以他为荣。在他去世后，不少当年的学生，已是八九十岁了，还写诗、写文章怀念他，他们说：“李教授正直、诚实，忠诚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令人终生难忘，回忆起李教授过去对自己的教诲，至今仍是感激不尽。”真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在本文作者提笔写文时，当年李教授的学生，现在已经96岁的上海铁路局总工程师华允璋，以及90多岁高龄的两位铁道科学院研究员冯先霈和张泽珪，都怀着报答师恩的感情，非常认真地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
作风崇实严谨，高贵品质感人
李谦若一生经历过3个不同的时代——封建帝制的清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解放后的新中国。跌宕起伏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国家必须富强”！个人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实际上都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上海解放前夕，他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四女儿、五女儿，积极参加反内战和反美扶日等爱国学生运动，并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随时有被反动军警逮捕的危险。他不但肯定和支持女儿的行动，并在反动派疯狂镇压爱国学生的白色恐怖日子里，积极替女儿寻找藏身之地。1950年，鸭绿江畔燃起战火，美国出兵朝鲜。为了保家卫国，政府号召知识分子参军。他就积极动员、支持学生和自己的五女参军，还在家中张灯结彩，隆重设宴欢送她光荣入伍。1951年底，当他得知初建的大连海军学校缺少教授时，白发苍苍的李谦若主动请求组织上批准他去海校工作。他写道：“我愿将自己的一点学识用到祖国最需要的国防建设中去。我虽已近七十岁，但身体、精神都还行，我曾在扬子江水利部门工作了8年，海上生活素有锻炼，不会晕船……”最后，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的教授生活，带上家属，离开了曾居住几十年的上海，到大连海校工作。本来他还准备参军，但因年过65岁，未获批准。李谦若平素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也没有豪言壮语，但从他的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他埋藏在心底的爱国热情。
李谦若崇“实”，他工作踏实，为人诚实，作风老实。他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不阿谀逢迎,不投人所好。这是他一贯的学风，也是他一生风格的写照。在旧社会和“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为此遇到过不少麻烦，但他还是那么执著，认为这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本质。在培养学生方面，他也主张实事求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培养方式。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同意“齐头并进”和“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认为是“少慢差费”的落后的教育方式，主张“因材施教”的方式，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李谦若很敬业，埋头苦干，作风严谨，做事认真，仔细过人。他根据多年的测量经验，结合工作的需要，编写了不少讲义，做了许多科学研究。1964年，李谦若78岁高龄时，还去北京的科学会堂作了最后一次学术报告。他在教学之余，经常对一些专业书籍、资料，甚至报纸文章中的数据一一计算、核对。他审阅了不少书稿、讲义，每次都一句句、一字字地认真推敲，对每个数据更是仔细复核。他曾向某出版社指出一本书中的几百处差错。他对某讲义提出的修改意见达3千多处。他自己在写讲义、论文或进行计算时，为了数据更加精确，经常保留到小数点后8位数，有时居然计算到小数点后12位。过去没有计算机，计算尺又不够精确，加减乘除都要在纸上运算，因此他每天要用很多草稿纸。虽然这些纸有大有小，但是上面的字却都是一样大小，端端正正，就像刻印的一样，而且为了节省纸张，正反两面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李谦若为人善良，乐于助人。他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制成一个转盘，挂在墙上，这八个字就成了他的座右铭。他主动定期给穷亲戚家里寄钱。别人有困难，他都尽力帮助，其实他自己并不富裕。有不少朋友亲戚信任他，也为了有利于子女上学，将孩子寄托在他家，他都悉心关照，视同己出。抗战时期，徐家汇交大已沦陷，只好借用法租界的震旦大学校舍上课。一位他过去的学生，在别的学校教测量课时，没有仪器和场地，无法实习，只能纸上谈兵。他知道后，就设法让他们借用交大的仪器和震旦大学的操场进行测量实习。60年过去了，这位当教授的学生自己也90多岁了，但他对李教授的大力帮助至今记忆犹新。由于他对人热心、诚恳，与很多同事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一次，他的长女在上海淮海路上遇到与他当年一起工作的交大老校长黎照寰先生，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好朋友、辛亥革命的老前辈谈起李谦若，抚今思昔，感叹万分，竟在马路上哭了起来。
李谦若朴实、勤俭，抗战前他在交大的月薪是500大洋，生活宽裕，经常身穿白色西装，高贵儒雅。然而，那只是他的“道具”，其实他的本性是很朴素的。 也许是因为他从小离家独立生活，经济拮据，也许是因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所迫，他异常节约。抗战时，两元旧币换一元新币，月薪减半，物价飞涨，家中11口人，每月工资还不够买米吃。他就骑了一辆破旧自行车到市里不少大、专院校兼课，甚至每月还到苏州工专去兼课。那时他穿着旧长衫，衣服里藏着一些肥皂（苏州的物价比上海贵，且日本人不许带这些物品），挤在三等火车里，还经常没座位，一直站到苏州。即使这样，也难以糊口，就卖掉房子、家具，并不断地以大房换小房。那时吃的都是日本人配给的米，其中掺有砂子、谷糠，他就带领全家挑选出来，并要求大家把谷子一粒粒地剥出来，以免浪费。为了节省，他总乘坐拥挤的三等电车，和衣衫褴褛的劳动人民挤在一起，而很多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都在坐体面的头等车。即使解放后，生活安定，丰衣足食了，他的日常生活仍然非常节约，洗手时自来水开一点点大，香皂只蹭几下。他的毛衣、内衣也是补了再补。几十年来，勤俭节约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
李谦若有7女2子，李谦若的很多优良品性，如爱国、敬业、廉洁、进取、勤奋、正直、诚实、善良等等，从小到大，一直滋润、熏陶着子女们的心灵。所以从他们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影响。他用毛笔小楷写给孩子们的座右铭是：“努力政治和各种科学的学习，并研究其所以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人民服务要能牺牲自己的一切——享受甚至生命”，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的7个女儿结婚时谁都没有嫁妆，他说：“她们个个都大学毕业，这就是最好的嫁妆。”解放后，教授的生活比一般百姓富裕得多，但他为了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节俭习惯，也为了避免孩子的优越感，给孩子住校时的伙食零用钱和同学相比只属中下水平。孩子们也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每月还都能有所节余。60年代，他的幼子由工作单位保送到清华大学学习，想用自己的工资积蓄买台照相机，他知道后一再嘱咐幼子学习阶段要集中精力，防止玩物丧志，照相机利用率不高，洗印照片都要花钱，劝他还是不买为好。
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善良、正直、爱国，一辈子兢兢业业，为祖国的工程建设和测量事业，为教书育人努力奉献的人，晚年却遭遇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八十高龄的李谦若被抄家，挂黑牌，挨批斗，扣发工资，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和人身迫害。两年后，终于支撑不住，在家里摔倒。住院期间，医生护士不明真相，态度极差，不给应有的治疗，致使他后来得了褥疮和肺炎。1969年4月5日，83岁的李谦若满怀冤屈、悲痛和绝望，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界。
1979年，北京矿业学院为李谦若做出平反决定，隆重地补开了追悼会。
李谦若教授的一生，就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