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炽，1932年生于上海，湖北汉阳人。195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历任武昌造船厂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海洋工程学会理事、武汉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曾任中国第一艘深潜救生艇研制组副总设计师。先后主持和建造75HP援外渔轮、海洋调查船、海洋救捞船、电子侦察船、600米深潜救生艇、500米饱和舱等项目和几十种型号的军、民用舰船百余艘。参与研制的600米深潜救生艇获1988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成果一等奖和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获某型新产品研制国家科技一等奖。主编《深潜救生艇史料集》、《载人深潜器设计基础》、《某型产品的总段建造工艺程序》、三型产品试验资料等。
采访中，陈昌炽回顾了在交大的紧张学习和活泼生活，回忆了可敬的老师和亲密的同学；还谈到在武船近60年的工作，舰船研制过程中的体会与思考，以及对母校和后辈学子的殷殷期盼。
口述：陈昌炽
采访：蔡西玲、朱励骁、王恬
时间：2010年8月11日
地点：湖北省武汉船舶重工公司
记录：朱励骁、蔡西玲
编者：漆姚敏
读造船读进了交大
我想考造船专业，从高一高二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就住在上海大厦后面。我经常在外滩看到洋鬼子欺负中国人，还看见英美列强的军舰在黄浦江上耀武扬威。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很气愤，心里会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军舰停在黄浦江中？所以就想读造船专业，以后好为我们的国家造船。1950年我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这是解放后全国第一次统一招生。华东地区包括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整个地区卷子都一样，考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史地（包括历史、地理）、语文、政治（包括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各个科目都是分开考的。那时报考大学的人很多，整个华东地区的录取比例是10比1。学生考大学要填志愿，各个学校也有各自的分数线，根据考生的志愿和分数来录取新生。我被同济大学录取了，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造船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我就跟着同济大学的造船系来到了交大。
我高中的时候经常去交大玩，因为我哥哥的同学在交大学习。当时交大都是外文授课，教材都是外文本的，所以，那时交大学生的英语是很好的。我进交大时，学校已经不用外语教材了，老师备课还得把原来的外文教材全都变成中文教材,这样一来学生们外语的锻炼提高就差一些了。我中学读的是上海青年会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英语是外籍教师教的。原本在我们学校，高三毕业后英语口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读到高二时上海解放，外籍老师不能上课了，我们的英语学习因此受了一定影响。但从我们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工作以后我们不敢碰英语，那时候学英语是要被批的，再者也没有时间学外语。1979年厂里要派我去法国搞救生艇监造工作，不能带翻译。但是出去的人外语是要经过考核的，有些背景比较好的人也想去，但是过不了关。我呢，英语基础还比较牢固，单词词汇量还可以，再学习学习，开口是没问题的。上面临时把八所所长练淦，1950年交大毕业的校友，调来当我们监造组组长，他的口语很好。另外从武汉海军工程学院聘了一位讲师、一位副教授，这位副教授也是交大出来的，最后我们四个人出去了。四个人里面，组长英语口语流畅，学历、经验丰富，全面领导。另二人英语口语可以应对工作，都是交大出来的！
高浓度的大学三年级
我们在交大时，恰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各行各业急需大批专业人才，我们原来是四年制的，这下要缩短一年，成了3年毕业。但是，从学业内容上看，并没有缩减。学校里说，我们学校出去的学生质量一定要保证。课必须要上完，而且还不能精简，所以样样东西我们都要学。当时是把到外面工厂实习去掉了，毕业设计也取消了，我们用在校的全部时间把该学的课程都学了。我们在学校的生活，特别是最后一年，相当紧张。当时为了赶学习任务，一个上午上六节课，我们正是长个子的时候，中间第三还是第四节下课的时候，感谢学校领导的关怀，学校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馒头，吃了馒头，休息一下，然后继续上课，当时觉得蛮有滋味。
课程多，门门功课都不能省。这个做法，我觉得对我自身来说，还是蛮好的。就我的体会，当时这种教育有通才教育的味道。因为当时学校也不知道哪个单位需要人，将来会去什么单位也搞不清楚。但我们在学校，基础打得比较好，有了这个基础，安排到什么地方都能够适应。所以，后来到外面去，我们交大出来的同学上手快，这点是公认的。我们当时到武汉这里来就是这样子，我们进工厂后，去的部门是五花八门，有的搞基建，有的搞设计，有的搞现场管理、现场施工。但不管哪一方面，我们交大同学去了以后，都能很快地适应现实的要求，都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工厂做贡献。我觉得，当时学校的教育思想是通才教育的思想，这是比较好的，希望学校继续通才教育，这个还是要发展下去的。也希望同学们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将来才能学以致用。
“吃过面包回来的”老师们
1952年我们来学校时，学校提了学苏联，但实际上授课、学习还是英美的体制，学苏联还没有进入高潮，也没有苏联专家。我们一进学校就是分好专业的了。刚进来都是老师自己印的讲义，自己记笔记，上课的时候，要不断地做笔记。老师们编讲义的工作量很大，讲义大多都是当堂发下来的，有的甚至补发出来，所以上课就要靠自己记笔记了。物理课连讲义也没有，全部靠笔记。我记得曾买过四本书，一个是英文版造船原理，另外就是微积分、微分方程、机械原理。当年学习的书、笔记，我都还有保留一些。
在学校时，我们和老师、助教接触的比较多，当年的那些助教后来都是校长、教授啦。我们造船系的老师好像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基本上都是“吃过面包回来的” ，水平都很高。我随便举个例子，教我们工程材料的是顾懋祥老师，当时他还不是教授，刚从国外回来，他教我们那些东西，我们学了以后到工厂也好、设计单位也好，都很有用，在指导我们工作、帮助我们应对现实问题上都起作用。其他的，象船舶设计，当时教我们的是王公衡教授，讲义都是他自己编的，插图都是他自己描的，写的字工整得很，就像我们现在打印机打出来似的，规规整整的，很漂亮。我们当时在学校里，他给我们讲课讲得很细，这门课是不容易学好的，尽管他口才不是太好，讲的内容对我们来说也比较深，但是他每一次上课，同学们都听得非常认真，每节课都不漏掉。回来以后晚上再复习，收获很大。除了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些兼职教授的课是放在周日上，为的是不影响他的工作。就我们来说，老师们的教育让我们收获很大。
并且，我们在学校里面跟老师、老教授们接触的时候，感觉他们对我们都非常地关爱，他们备课都是很认真的，我们听课当中都能感觉到。他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地把知识掌握起来，尽快地用到国家建设当中去。
紧张活泼的校园生活
我们学校学风很好的，大家学习很努力，晚上六点半都很自觉地去自习，可以在宿舍自习，可以到教室，也可以去图书馆，不强求的。抗美援朝的时候经常去游行，到下面做宣传工作也是有的，但绝对不影响课程，上课归上课，游行归游行。
那些时候，学习紧张是紧张，但学校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校园生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让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午六节课，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自习，四点半以后必须出去锻炼，或者参加文体活动，生活很有情趣，毫不枯燥。我们最后一年的清明节，尽管当时条件那么差，学校还组织三年级毕业班的同学去杭州玩了三天。我们三年级的同学坐着几节闷罐车去杭州，伙食是安排好了的：每天上午出发时带几个馒头和鸡蛋，水自己想办法；中午饭安排好，不用发愁；晚上回来，在住处吃。那一次，同学们都特别开心。工作以后我也去过杭州，但从来没有玩过，真正在杭州玩，只有做学生的时候那一次。现在回味起学校的学习生活，还是会觉得很开心。有时睡觉的时候，还会经常回忆那时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学校像妈妈关心小孩子一样关心我们，我们也一直都对学校的培养教育怀有很大的感恩的心情，所以，大家出来工作的时候干劲十足，把反哺之情体现在实际工作上，大家都想争取在第一个五年建设的时候把我们的才智发挥出来，现在看来我们都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
边工作边学习，迅速成长为工程师
我离开学校有57年了 ，一直没换单位，都是听从党的召唤，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刚分到这里的时候，工厂大多是草棚子，只有几栋好房子：一栋是总务科，1954年苏联专家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把总务科的房子调整了一下，二楼做专家办公室；一栋平房供设计工艺人员用；还有一栋50多米的两层楼放样品，位置不好，但当时舍不得拆，1953年的时候建一个那么好的房子不容易。但保留这栋房子却影响到以后工厂基建设计流程不合理。
我们一到厂里就马上投入到工作岗位上，搞设计，搞生产。在草棚子里边生产边基建。当时萨本圻是厂里的总工程师，他是福建人，对我们学生要求很严。第一年从描图开始，字要写好。学好描图以后，才能直接参加技术方面的工作。我们这一届在学校没有实习，萨总说，工作就是实习，边工作边学习！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人的提高很快。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群毕业生连看图纸都不是很熟悉，但我们都很刻苦，把图纸带到厂房里去看，一点点对照，很快地就熟悉起来了。老工程师们要求我们什么技术规范都要熟悉，我们也这样要求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自己，就这样，我们成长得很快。一年半不到，我就被提为副段长，知识分子提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是第一个。我到厂里来时就21岁，在这里提高与锻炼还是很快的。到1956年10月我就成为工程师了，从助理技术员、技术员到工程师，只用了3年。这段时间里，我们来的这批同学中有四个被提了工程师！像这样的提升，就是现在来讲，也很快了，像坐火箭一样。当然这与国家的政策也有关系，国家想把科学技术搞上来，要团结改造知识分子。
深潜的研发与感想
1971年第六机械工业部下达了一项深潜救生艇的研制任务，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研制此类潜艇。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军副司令亲自主持这个项目，我们把它叫做7103，1971年的第三号文件嘛。当时参加项目的有上海的海军医学研究所、上海交大、华中科大、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还有我们厂。交大朱继懋是总设计师，我是副总设计师，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相关科研人员，一共一个总设计师，三个副总设计师。这个项目要求很高，深潜600米，要求具备三个特点：密封高、耐压好、重量轻。比对一般潜艇的要求提高了一层，研制起来难度很大。我们搞了16年，很艰苦。相关设备国外不卖给我们，我们没有基础，除了一张图片，什么资料都没有，全部靠自己慢慢摸索。1980年我们到美国和加拿大调研了两个月，这样对我们开眼界、特别是对后面的研究工作很有启发。我们看到了别人研制的实物，对自己走的路心里有数了。这个项目，当时交大起了很大的作用，交大来了十几位老师，刚来时他们多数是助教，到搞完这个项目后，他们都成为教授、副教授了。那时条件很艰苦，房间里老鼠成堆，老鼠都不怕人的。但大家一起，踏踏实实、实事求是地工作，花了整整16年，把工作完成了！这个项目中，我们交大做出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产品研制出来以后，获得了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在自主研制的过程中，我们深有体会：如果自己不搞，光去求人，别人就看不起你。1980年去美国访问时，别人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旧中国的状态，给我们介绍的情况非常皮毛。后来我们提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在研究中还是有很多比较深层次认识的，当时他们就傻眼了，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怎么会提这么深的问题。这以后，他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派西屋公司来陪同我们，态度比较好了。我们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后来搞第二代产品，海军一直想到国外去引进，因为国内的设备耐用性差一点。我建议：单项设备、零部件，国产的不可靠，可以买，但设计要自己搞，这样可以同时培养人才，但是上面听不进去。结果，第二代救生艇在英国订货，其实英国的技术并不成熟，也是第一次搞，结果花了十年才交给我们。如果我们做的话完全不需要十年，因为我们已经有基础了，总结了经验，不会比他们差。这方面，要相信自己，培养自己的人才。
一辈子的同学
大学时，我们造船系有三个班，加起来一共是143个人。分到武汉的同学有18个，不久调出去2个，后来陆续又有几个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这一届最后留在武汉的，有13人。他们中有年龄比较大的，因为三班中有一班是院系调整时从武汉交通学院的造船系合并过来的，这些同学的年龄都比较大，我们另二个班呢，当时是按部就班上来的，我在18个人中年纪算最小的。所以现在有些事情，我出面跟学校联系比较多一点儿。我们造船系1953年级有一个联络组，和学校还联络的。在上海活动的话，多数是在学校借老图书馆的场地，每年有两次，他们活动得挺好的。武汉地区的同学活动每年都是我招呼的，我在工厂工作，比较方便一点，活动结束后要派三部车子，把大家都送回去，安全送到家。现在的问题是，同学们走路都很成问题了，这两年我停下来，不搞了，怕出问题。上海的同学，我和他们也说好了，通信、信息都寄到我这来，我再负责分别寄送给武汉的同学，到现在还承担这个工作，这是蛮有意义的事情。尽管毕业了这么多年，但是同学之间信息通畅，还是很谈得来的。当年在校时，我们这个系就比较团结、比较亲密，毕业们出来了以后，大家还是相互关心，工作中有什么事情都会互相通气、互相帮助，这和学校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现在，湖北省成立了校友会，成立大会我们交大的校长也出席的。我发现，我们厂里面，八十年代出来的交大毕业生有很多了，常务副厂长、厂长助理、副总工程师都是我们交大的，已经都是骨干了。我们交大学生来了以后都能成才，都能够发挥作用，我觉得还是很高兴的。
学习与实践并重，能力与素质齐驱
科技进步，对技术含量要求也高，企业和院校结合，是很好的办法。院校和工厂结合搞课题，教学科研效果还是很好的。希望我们学校今后有机会的话能够多和科研单位、工厂采取这种方式，既发挥学校理论基础的特长，又能够跟国家科技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科技进步能迅速提高。
建议学校在与用人单位、科研单位的交流方面要强调一下。学校里的教育，是以基础理论为主，同时也要重视实践，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面。但学校的实践条件有局限性，到了工作单位，就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要求的，也在努力地这样去做了。这方面还是值得强调一下。学校里面，通才加技术，科研单位、工厂和学校结合，对学校的发展也是有益的。像我们学校的海洋工程，和沈阳的自动化研究所一起，承担了国家海洋局技术部的6000米深潜器项目，现在已经成功了，正在海上做实验。现在我们已有了自己深潜器的规范，这点是好的。这种实践，对师生做科研是有利的，对提升学校的影响力是有利的，对我们国家也是有利的，国家的科技就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支持跟上去，实践操作跟上去。有很多空白点都要靠各个单位配合，大家逐步摸索、逐步完善。
我们在校的时候，学校对我们的思想教育很下功夫。大一的时候开始就有政治经济学，每个周三组织正规的政治教育，不作为课程的政治学习也很多，常有一些大的报告要听，这方面对我们是很好的。我们交大的校训，对我们的一生都有深深地影响。我的座右铭就是理想、求实、努力奋进。一生就不断鞭策、磨练自己。我们在工作方面比较低调，为人低调，群众有事情才会和你说，才能有好的群众基础。其实，我们一直是用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来指导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在学校的生活，对我们自身的教育、成长、 壮大，包括为人处世方面，学校都做得很好，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希望现在，学校除了重视学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还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这对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以我的经历为例，我们自己也在与工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并将现实的事例编成教材，共同学习。过去一个下料工段要六七十人，现在都是计算机操作下料，比原来更好，靠程序下料和切割。原来噪音很大，现在就很安静了。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但是这个技术进步也是大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也摸索了十几年。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发现我们学校出来的同学往往注重在办公室计算机操作，不愿意进入现场。技术人员也要到下面去。有实践经验的人可以节省很多费用、提高很多效率。重大问题要到现场看情况，不能只听下面的汇报，要听取工人的意见，综合考虑最后做决定。如某潜艇的中轴线偏了，这是要返工的。但是，上面对进度要求是很高的。我根据现场工作经验，考虑用焊接变形再把轴线校正过来，这办法向海军总代表提出来后被采纳了，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没有去现场工作、没有与工人打交道，就提不出这个办法。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