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子平，1928年生，江苏常州人，研究员。195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后在中央船舶工业局设计处任技术员、组长。1955年起任武昌造船厂工程师、科长等职，负责扫雷舰潜艇的转让建造工作。1958年在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参与核潜艇早期研发。1961年起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二室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主任等。1965年起任第七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所长，参与主持核潜艇的总体研制设计工作。1983年调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6年兼任院科技委主任，同时兼任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顾问。先后主持和领导了多种潜艇的研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之一，组织、主持完成了“我国航空母舰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项目等重大研究，参与863国家重大专项“7000米载人深潜器”研发工作。曾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曾任《现代舰船》编委会主任。著有《舰船总体系统工程》、《尤子平舰船文集》等。
采访中，尤子平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在交通大学求学经历与收获，参加我国舰船设计、核潜艇研制及航母预研究的六十年历程与体验，以及对于母校交大船舶专业发展与学生成长的殷殷期望。
口述：尤子平
采访：欧七斤、孙琦、贾非、盖晓娜
时间：2012年6月25日
地点：北京中国舰船研究院
记录：盖晓娜
整理：欧七斤
考取五所大学，我选读了交大
这一段时间，国内外开展口述历史比较流行，很多单位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前一阵子，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工作人员也来找我谈口述历史，谈了两天。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这些亲历者们应该积极配合。
交大跟我的关系，跟我一生经历的关系，影响都比较大。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败局已定，美国军队的飞机到上海来轰炸日军。上海是日本人统治的沦陷区，人心惶惶。那年寒假结束后，十七岁的我正在南洋模范中学读高三。我父亲感觉到上海的形势很危险，很不安全，刚好他有个熟人到大后方去。所谓大后方就是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我高三没毕业，就随父亲逃离上海。原定路线是从上海到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再到重庆。到了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日本人跟国民党打起来了，这时候在激烈战斗，我们就走不过去了，原地等候机会。过了几个月，先是德国投降了，接着日本投降了。所以，我们家还没走到重庆，就返回了上海。1945年8月份，南洋模范中学给我出了个证明，算我是同等学力。我就去考大学。当时，我比较喜欢文史、政法，但是抗战期间迁到内地去的上海高校，大部分还没来得及迁回来，最先搬回来的是距离上海比较近的上海法学院，是私立性质的，所以我就先考上了上海法学院。
我刚进入上海法学院读书，我哥哥尤子成就从重庆回到了上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父亲把他送到了重庆。1943年他考上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读的是工业管理系，1947年毕业。我还保留着他当年入学考试的一套考卷。1945年抗战一胜利，在重庆的交大就开始搬回上海。那时候，军队、机关、学校、厂商，一个个都要往回迁啊！这样交通工具就成问题了。我哥哥他们是第一批从重庆回到上海的大学生，乘坐的是国民党的军舰“法库”号回来的。一回到上海，他才知道我读了法学院，就表示反对，说：“你怎么能读法学院，不行，你把这学期学完就算了，你来考我们交大吧。”我说：“我高中还有一学期没读完。”他说：“那你就去读完，再来考交大。”那时我父亲刚刚去世，我哥哥算是个当家人了，他说什么我都听的。所以，我从法学院退学了，又回到南洋模范中学，继续读了一学期的高三。正儿八经毕业后，已经是1946年了，我再来考交大的工学院。那年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年复校招生，八年抗战以来四面八方历年的高中毕业生都要挤在1946年来考大学，考生一下子就特别的多，我很担心考不上。当年的大学都是自己招生的，自己出考卷，自己组织，自己录取。我一口气报考了五所大学，第一所就是交通大学，我哥哥让我考交大的造船工程系。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他能够从重庆最早回到上海，是乘坐了国民党的军舰，所以他觉得交通运输工具当中船舶是很重要的；第二，他认为交大造船系的老师们非常知名，他们又多在民生、轮船招商局等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就是在大型企业担任兼职，学生毕业后可以通过他们去这些企业就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还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化工系。后来五个大学我都考取了，但是我没有去清华。这里有些客观情况，我父亲1945年去世以后，母亲没有工作，家庭条件比较差，经济上比较拮据，哥哥还在交大念书，去北京上学压力就比较大，还是在上海比较方便，什么交通费、治装费就全部省去了。所以，我就选择了上了交大的造船工程系。
朴实严谨的交大学风
说起交大的学风、校风，实际上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领略到了。我读的南洋模范中学，它的学风、校风，完全与交大是一脉相承的。老交大是以美国MIT为榜样的，学风、校风简单说就是四个字：朴实严谨。第一是朴实，那时候交大很多学生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富裕，社会地位也不高。很多学生都是来自外地或者农村，本质上比较朴实。第二也是最要紧的就是严谨。南洋模范与交大渊源很深，它原本就是交大的附属中小学，后来才独立出去的，就在交大附近的天平路上，老师大都是交大毕业生或者从交大请来兼课的，交大老师的子弟们也在里面读书，交大也愿意招收南洋模范的毕业生。所以，南洋模范中学就是秉承着交大的学风、校风，朴实严谨。那时南洋模范在上海很有名气，老师对学生要求很高，总是给我们布置大量习题，我们每天做作业都要到晚上十二点，尽管搞的是死记硬背加题海战术，不过却培养了我们扎实的学识基础和学习能力。
上了交大之后，刚开始学习上和南洋模范差不多。上课时老师写板书，很工整，我们一面听讲，一面在下面很认真地抄。当年的上课笔记我带来了几本，全是英文的，这些都是课堂上记下来的，然后课外再看书复习。你们看这是我们过去的《造船原理》笔记本，全部都是英语的。当然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些，是《造船原理》、《材料力学》。这里面还有一份1944年交大入学招考的全套考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弄丢了好多，抄家抄没了，不然这方面资料和实物还有不少。
进了交大，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上都很上进。但是那时候学生并不是读死书的，学生运动搞得很火，力量很强，交大地下党很活跃，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力的。交大学生运动在重庆的时候就很活跃。我进交大的时候，除了教务长李熙谋忠于国民党外，其他的教授大都是不问政治的。学生运动在交大很活跃，我在交大四年里学生运动是不停的发生着。第一年我们遇到北大的沈崇事件，就停课、罢课来声援。1947年撤销航海专科、轮机专科，国民党政府不给经费，因为交大不是政府的嫡系。嫡系是中央大学。交大的学生不同意，就发起了护校运动，两千多学生自驾火车去南京请愿。当年交大还有“三反”运动，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上海市警备司令部镇压，来学校抓了人。接下来1948年春游的时节，学生自治会组织到杭州去，悼念浙大遇害学生于子三，跟浙江大学去搞交流。尽管学生运动不断，但是学生们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在学生运动中，我们列队出发游行或集会等候时，各队伍都要拉歌。比如人家喊：“造船系，来一个！”我们就大声唱了起来。其中有一首是没有歌词的，节奏鲜明强烈，很能振奋人们的情绪，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调子，我就来唱一段吧：
Qin guang gei（琴光给）！qin guang gu（琴光谷）！qin guang gua-la-la-la-la-qin guang gei（琴光瓜拉-拉-拉-拉琴光给）！qin guanggu（琴光谷）！qin guang gua-la-la-la-la-qin guang gei ga gu（琴光瓜拉-拉-拉-拉琴光给嘎谷）！a yi ai wu le（啊衣爱呜勒）！qin guang gei（琴光给）！a yi ai wu le（啊衣爱呜勒）！qin guang gu（琴光谷）！qin guang gei ga gu（琴光给嘎谷）……（以上是按谐音记录的）
临近解放前夕的4月，国民党军队开进了校园，解散学校，把学生全部赶回家。我是系科代表、班长，为班上同学互通信息，曾聚在我家集会过一次，大家一致认定国民党绝对要完蛋了。不久，上海就于5月25日解放了。那天清早，我起来发现我家附近的恒丰桥堍两侧人行道上，睡满了就地露宿的人民解放军，才知道隔苏州河相持许多天的战事，已以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上海老百姓兴高采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庆祝解放。不久，交大被军管会接收，重新上学已是暑假后，很快恢复了正常。1950年8月我毕业了，由国家统一分配到重工业部中央船舶工业局工作，这个局刚组建不久，设在上海，报到后被安排在江南造船厂实习。
再来说说我所读的造船工程系，它是1943年在重庆九龙坡创建的，基础是当年并入交大的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抗战以前，全国有造船系的学校有只有同济大学，再有就是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商船学校搬到了重庆，就叫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到交大后，交大就成立了造船系，到如今差不多有七十年了。
我们学生课业非常繁重，但是课余活动也很丰富。我们造船系的学生成立了造船学会，我被选为副会长、会长，学会编辑出版《交大造船》，一共出了两期。出第一期时候的造船学会会长是范濂源，比我高一级，后来在702所工作。出第二期时会长就是我，张寿是副会长，我们一起编辑的。张寿后来任上海交大副校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再说点学生生活。抗战胜利后，交大从重庆搬回上海。1946年在上海入学的新生很多，再加上重庆回来的老学生，人数就比较多，学校宿舍一时不够用。我们一年级住在新宿舍，24个人一间，上下铺的。二年级升格到老上院，8个人一间。三年级到了新南院，4－6个人一间。四年级才到了第一宿舍，就是执信西斋。吃饭在学校食堂里，饭里面全是沙子。当时国民党腐败，在伙食上也贪污，食堂办得一塌糊涂。但是校内也有好的，有外面人来开的小饭馆、小吃店。当时国立大学有助学金，发给我们几块钱，算是国家培养我们，一直到解放以后，也发助学金什么的。全国解放以后交大接受军管，第一个学期开学，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是华东交通部的副部长，叫黄逸峰，他是穿着军装来上课的。总之，那时候学生生活是很艰苦的，政治氛围也很浓厚。
老交大是按照英美大学的体系来办的，重视打基础培养通才。我在校的时候，虽然叫造船工程系，实际上是船、机、电全部都要学的，比如机构学，汽轮机、柴油机、电机、电工原理这一类全部都要学，力学里面的工程力学、材料力学，也都学。这些都是打基础的。这是对的，造一条船并不是一个船壳子，不是木船，而是一条现代化的船舶，里面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专学一门是不够应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按照苏联的教育体制培养专才，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工作对口。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就业范围是很宽的，不可能非常对口。有段时间交大有一个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就是设计船，船里面的东西不学，这样分得太细太专。我看还是我们那时候基础打得好，知识面广，到社会上适应能力强，就业范围也很宽。
难忘造船系三位先师
当时我们造船系的老师都是造船界的老前辈，像辛一心、叶在馥、王公衡、杨俊生、杨槱、赵国华、杨仁杰、王荣镔、郭锡汾等。这里要说一说叶在馥老先生。他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船舶的老前辈，几乎所有的川江轮船都是他主持制造的。川江是指从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大部分是在四川境内，所以叫做川江。这条江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逾越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因为江里面有礁、有滩，很险恶。过去三峡中的瞿塘峡，江中间有一块大的石头，上面刻了三个大字：“对我来”。石头把江面分成了两半，江水急得不得了，行船的时候左转弯右转弯都不行，只能冲着石头来，航向就自然转到了安全的方向。所以，川江船行船是相当危险的，要有特别的本事和胆魄，在设计建造上要和内河船不一样，特别是在三峡，落差很大，水流、流向、流速都是非常奇特的。不过，现在有了三峡工程，这些险境已经看不到了。
叶在馥老先生是美国MIT毕业的，回国后在民生轮船公司当总工程师，还担任过重庆商船学校造船科主任、同济大学造船系主任。他看到川江的航运非常困难，而且老是死人，就专门设计了川江船型，为川江的航运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很了不起的。他是交大造船系的系主任，又在民生公司里担任要职，所以他来学校的时间不多。他教我们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教造船结构，他上课有个特点，来的时候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不带备课笔记本，只有一本MIT的参考书，让我们自己去看。他上课的内容就是天南地北讲他自己的造船经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那时候我们才读大二，不懂他讲这些干什么，有些不满意。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错过了，这是一个老造船专家的宝贵经验，我们都没记下来。实际上他讲了几十年的造船实际经验，非常了不起。像叶在馥这些老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强烈的。全国刚解放时，我们造船工业是个烂摊子，国民党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中央政府决定在东北成立一个造船基地，选在大连，成立了大连造船厂建厂筹备委员会。叶在馥已经六十高龄，他自告奋勇，第一个带队去了大连，担任总工程师。这种高尚的品德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辛一心先生。辛先生在我们造船界、力学界的成就和影响，都是无人可及的。他是交大1934年的毕业生，后来去英国留学专学造船，回国后的工程经历又非常丰富，特别是造船工程界，从理论到实践是最全面的。辛先生有好多著作，都当作我们造船系学生的教材。他当时在轮船招商局任船务部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忙得不得了。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总是提前一小时来教室，我们学生也提前一小时到，上完两节课或者三节课后他再去上班。辛老师是非常非常可惜，去世的时候只有44岁，那是1957年，他在英国出差，发现得了癌症，我们政府派专机接他回来救治，还是回天乏力，太可惜啦！辛先生真正是我们造船界的一代宗师，绝对够格的。今年是辛先生一百岁诞辰，我们造船工程学会要给他搞个纪念活动。学会叫我写点纪念性文字，我这里有两篇，一篇是1996年交大百年华诞的时候写的，另一篇是我最近写的，纪念辛先生百岁诞辰。两篇纪念文章我先来读第一篇：
母校交大百年华诞，兼怀辛一心老师逝世四十周年（调寄“凤凰台上忆吹箫”）
徐汇门墙，期颐母校，重来五十春秋。喜杏坛新貌，学子优游。负笈当年似旧，忆严师，风范长留。辛推首，舰船泰斗，仰止神州。
悠悠！肇初创业，聚诸士英贤，资源大楼（注）。念星星之火，今日风流。海上艨艟千百，凭设计，遗泽谁侔？箴言在，争先科技，自力当筹。
注：一九五零年，程望创建中央船舶工业局于上海苏州河畔资源大楼，辛任技术处长，收集人才，为新中国舰船科技事业发轫之滥觞。
第二篇是近来刚刚写的：
纪念一代宗师辛一心先生百岁诞辰：
太湖之滨，地灵人傑。代有宗师，吾师其一。生当季世，金瓯破缺。
国无利器，海无舰迹。幼学壮立，渡洋负笈。力学为基，专业船舶。
深研精钻，沈潜博识。国难方殷，束装是急。英才作育，工程兼执。
全国解放，仔肩剧职。尽展平生，才智迸激。自主设计，队伍建设。
船模试验，平地营缉。规范船检，利权自立。培养学子，兼课授业。
光大学会，同仁团结。立功立言，著书立说。平人一日，先生当十。
智慧超常，德操高洁。生为楷模，后世遗泽。吾也有幸，门墙忝列。
入门就业，得亲謦欬。处世行事，不忘师则。案头遗作，时时翻阅。
追本思源，终身受益。值兹期颐，哀思无极。今日神州，盛世无匹。
海运发达，海防坚实。才俊无数，当行出色。馨香告慰，创新超越。
1946级造船工程系学生尤子平
我国船舶设计的队伍建设是从辛先生开始的，船舶实验室也是辛先生创建的。搞船非常需要试验，实验值用来验证理论值。抗战胜利后，造船界就请求政府建造一个船模水池试验室，但是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不出钱，没法搞。后来辛先生、叶在馥先生、杨俊生先生他们呼吁把东京的造船实验室赔偿给我们，国民党腐败政府没答应。等到了解放，我们搞船舶设计，也没办法试验，辛先生等又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政府马上同意了，这才建成了船模水池试验室。现在水池试验室多得很，母校也有很好的。再有就是规范船舶检验，那时中国造的船，只有让英国、美国船级社检验合格才可以航行，他们检验不合格就不能出航。辛先生就说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船级社，首先就要编《船舶检验规范》，这都是五十年代从辛先生开始搞的。然后到现在国家有了船舶检验局。他工作再忙，诲人不倦，培养学子，传道授业。还着力提倡组织学会，就是现在的中国造船学会。
辛先生是非常伟大的，他联系团结了造船界好多在国外的专家，劝他们回国参加国家建设。很多在国外专家，老一辈新一辈的，在他的召唤下都回来了。辛先生当时一天等于我们普通人做十天的工作。他要工作，编书，上课，还要和助教联系课业，撰写了好多造船方面的著作，对造船、海防建设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他每天睡觉很少，后来他生癌，这跟他操劳过度有很大关系。他的造诣和品德真的非常好，我们都得到了他的教诲，永远也忘不了。追本思源，终生受益。可惜他走得太早了。
还有杨俊生先生，这个老先生非常了不起，他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妻子是日本人。他积累了资金，在抗日战争前，把几家要倒闭的上海私营船厂联合起来，创办了中华造船厂，就是现在的沪东中华造船厂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要自己造船，不能连造船能力都没有。他每年暑假都给我们学生提供实习的岗位，我就在他厂里实习过。我在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杨先生在交大兼课，上课时跟叶先生有某种类似，但是他从不喝酒。他上课不抄板书，不照本宣科，也是讲一些个人经验，都是跟造船有关的人和事。很可惜我们没有记下来，但是印象很深刻，都是创业者的艰难和体验。后来1954、55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他第一个就把中华造船厂无偿地交给了政府，真是很了不起，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就无偿地交给国家。还有一件小事情，就是后来他八十岁以后，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问可不可以让个座，他就让了。后来杨先生问他高寿多少，对方说六十一二岁。杨先生都已经八十多了，给一个六十多的人让座，这说明他的人品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愤”发图强搞潜艇
我们这一代，不光是我，包括交大很多校友，都是经历了国家贫弱不堪，受人欺辱的年代。全国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我们这些毕业生在各个行业都应该是带头的骨干，都应该努力创新，做出自己的实绩，贡献于国家社会。我从交通大学毕业后，从事科技工作已经60年了。60年的经历和感受很多很多的，很短时间讲不完的，我主要讲讲做过的三件工作。
先说说第一件事情。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专家，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对我们冲击很大，这是赫鲁晓夫干的“好事”。在这之前，是斯大林当政时期，中苏关系很融洽。我们国家刚解放，造船力量很薄弱，1954年中国政府跟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六四协定”，就是这年6月4日签署的，帮助我们制造五型舰艇，有护卫舰、扫雷舰、潜艇、快艇等。虽然我们跟苏联方面也有分歧，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来帮我们了。“六四协定”实际上就是转让制造，图纸是他的，器材是他的，专家他派来，造船厂他也帮着建，然后手把手教我们批量生产这五型舰艇。海军除了买苏联的一些小舰艇外，都是靠“一五”、“二五”计划对这五型舰艇的制造，我们海上装备力量才逐步壮大起来，人民海军才真正组建了起来。
我们海军是有了，但是还要发展，所以中国政府跟苏联政府讲，能不能在造船方面继续帮助我们。这时候已经是赫鲁晓夫当政了，他说叫我们过去谈谈。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访苏，海军政委苏振华为团长，副司令方强等为副团长，包括来自各方面的领导、专家，有搞核的二机部，搞机械、电子、造船的一机部，搞导弹的五院等，我也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了谈判。谈的结果就是签了1959年2月4日的“二四协定”。这个协定里面，苏联政府答应可以继续支援我们造船方面的技术，但不答应我们需要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技术。
现在回想起来，我个人认为1958年前后刚好极左思潮泛滥，各方面都泛滥了起来。所谓极左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现状，脱离群众。美国第一艘核潜艇才开始于1954年，是艘鱼雷核潜艇，到1958年才有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交付海军。我们以为美国有了弹道导弹核潜艇，你苏联一定也有，所以要求他们把弹道导弹核潜艇技术转让给我们。现在看来，苏联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弹道导弹核潜艇，只是搞了个核动力破冰船，也让我们参观了。我们去要这个东西，苏联不愿意承认他没有，他就默不做声，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后来我们代表团的领导给国内发电报问怎么办，国内领导说我们不要再提，给我们什么你们看着办。结果我们在苏联呆了三个多月，签了“二四协定”。
“二四协定”跟“六四协定”最大的区别，在于“六四协定”是苏联出器材出人，而这次我们着眼于要技术。所以我们要他的设计图纸和主要器材的装备，聘请少量的苏联专家，着重在四型舰艇及其配套技术：弹道导弹常规动力潜艇、常规动力鱼雷潜艇、飞航导弹大型快艇、飞航导弹小型快艇。签了协定后，图纸大部分来了，主要器材、专家也来了，我主持了两个潜艇型号的仿制准备工作。
可是到了1960年8月，苏联跟我们闹翻了，撕毁了协议，专家也撤走了，要供应的东西也不来了，图纸没给的也不给了。当时我们自己力量还是很薄弱，在苏联撤走后，真是没办法。这不仅是我们造船，其他方面都是这样。中央下决心说要“愤”发图强，是愤怒的“愤”，不是奋发的“奋”，意思是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本来是单纯仿制，一下子变成了自主仿制创新，真是呕心沥血的事情。最终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造出来了，里面的装备也全都搞成了。这为我们后来自主发展国防武器装备打下了基础，培养出了自己的科研队伍。所以毛主席说：“要给赫鲁晓夫送一个大大的勋章”。因为我们没有拐棍了，逼得我们奋发图强，非得自己去搞，搞出了常规动力导弹潜艇，还有中型潜艇也批量生产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毛主席号召我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第二件事情是核潜艇的发展。1958年6月，海军加上几个工业部联名给中央军委打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搞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圈阅了，同意了。于是从各方面调集了力量，成立了一个单位，叫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是一个保密单位，从事核潜艇研发。我也从武昌造船厂调来工作。
1958年10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去，本意是希望苏联帮助我们发展弹道导弹核潜艇，苏联人没有给。“二四协定”毁约后我们决心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把个烂摊子收拾起来。中央1961年做出了决定，让核潜艇下马，把大部分人抽调去搞仿制，仿制是第一任务。不过，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已经开始先期探索工作，特别是核动力方面，要下马的话基础就要毁于一旦。这样我们就向上面打报告，说同意下马，但希望保留少部分人继续搞技术研究工作，中央同意了。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潜艇又重新上马。
原子弹实际上是不可控的连锁反应，一反应就爆炸了。潜艇核动力堆是可控的连锁反应，作为推动舰船的动力，要它发多少能量就发多少能量，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们就打报告要求恢复核潜艇的研究开发。刚好到1965年“二四协定”的仿制任务也基本完成了，舰船都交给海军了，有条件开展新的工作。而且国家工业也有所发展，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我们又重新组建队伍，组织机构，重新上马，叫“09工程”，就是核潜艇工程。我原来在七院一所二室当主任，从事仿制“二四协定”的潜艇工作。为了研发核潜艇，就以我们室为基础，成立七院十九所，作为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后来叫719所。
一所二室前身原来在上海，后来苏联专家一撤退，上级要求“厂所结合”，非要把这个室搬到大连，跟大连造船厂靠在一起。于是我们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拖儿带女，几百号人就从上海火急搬到了大连。刚好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北尤其艰苦。我们是1960年9月底到的东北，1960年冬天和1961年春天的时候，粮食不够吃了，旅大市委号召各个机关单位“瓜菜代”。有种植物当地人叫菠萝叶，可以吃的，我们就带了麻袋上山去采菠萝叶，采回来磨成粉，跟高粱米粉、包米粉混在一起，做饼子吃。我们上海人本来粗粮都吃不下，结果还要自己上山采菠萝叶吃，冻得也吃不消，真的是受不了，条件非常艰苦。十九所成立，上级又要求我们搬到葫芦岛，条件很糟糕。建造核潜艇的那个船厂，“一五”开始造了些房子，投入不少钱，后来又下马，这样子三起三落，厂里没有活可干。当时的葫芦岛不像现在是个城市，就是一个渔村，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厂子很原始，厂区的沟里面有许多虾蟹，拿个脸盆就能抓一大脸盆。
核潜艇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起步了。当时这里面交大来的人不少，那时候有大批的交大造船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了719所，从1961届一直到1970届，每年都有大量的最好的交大校友分过来。我们从来没有自己设计过潜艇，一下子叫我们设计研究开发核潜艇，而且是毛主席讲的，战略核潜艇，任务之光荣艰巨，可想而知。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说：“你们中国就不要自己搞核潜艇了，我们苏联搞出来以后一起用。”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毛主席发了个狠，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说的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我们对核潜艇几乎一无所知，重新上马之后，什么发展方向、发展途径、关键技术等等，都要从头做起。我们向中央建议，先不要搞弹道导弹核潜艇，分两步走，所以我们计划先搞鱼雷核潜艇，第二步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
一开始的工作指导思想，我们那时候叫“两论起家，三个入手”。“两论”是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毛主席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融会贯通，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了《矛盾论》、《实践论》，所以它可以作为所有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最锐利的武器。我这一生当中对“两论”深有体会，从中受益很多。我知道现在大学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但我要建议今天的大学生也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就是两论，这非常有用，可以给人们遇到困难时增加智慧，提供思路。三个入手：第一，情报入手；第二，核知识入手；第三，调研入手。就这样大家开始工作了。后面的核潜艇发展相当艰难曲折，刚才讲的生活艰苦还算小事，技术上艰苦奋斗是最大的，不过最后还是搞成功了。
一波多折的航母发展
第三件事情是航母。现在南海问题是小国欺负大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谈的时候不是说“大国不能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欺负大国”吗？现在小国欺负我们都几十年了。过去南海主权问题从来没有异议，都是中国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在南海占了几十个岛礁（其中，越南占了我们二十几个，1988年我们打了一仗，收回了七个岛，里面有永暑礁。），钻了几百个油井，天天都有石油、天然气被他们拿去。这都是中国人的“鲜血”啊！而我们一个油井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齐声呼唤：“航母！一定要有航母！”
我们原来太落后，建造航母根本不敢提，不能提，不许提，形成了一个航母禁区。1988年南沙一战后，我们收回了几个岛礁，海军司令刘华清在海军内部提出来，我们要研究航母，准备发展航母。所以在国家“八五”计划时期，海军向中央军委提出来，除了核潜艇之外还要发展航母。但是以那时的基础，要搞航母根本就没路子。当时我在七院，是管科研的副院长，也是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我感觉到南沙群岛没有航母不行，它距离海南岛太远了，飞机没个基地是不行的，就是有加油机也不够用，也不安全，有了航母就不一样了。刘华清司令提出要搞航母的时候，刚好国防科工委在搞中长期规划，各部队都要上重大项目。科工委一看不行，大家都要搞，就让科技委员会先做科学研究，看看怎么搞，要多少钱，哪些项目先上。我也是科技委委员，一看机会来了，就提出“航空母舰与舰载机发展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结果科工委领导非常支持，从众多提出的国防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第一个被选上了，我是项目组组长。我组织了海军、航空、电子、船舶、高校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几百号人开展可行性论证。论证完了以后，报了上去。海军非常支持，大力宣传，那时候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支持，小学生都为造航母捐钱。但是到了上面有上面的考虑，一直没有批准下来，只同意先搞预先研究。
1991年底，苏联政府解体后，我们发现有一个机会，苏联垮台后经济一塌糊涂，到处急需钱，什么都不管了，就卖军事装备。苏联有两艘常规动力航母，六万多吨的，一艘核动力航母，都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市建造。这个地方那时候还是保密的，地图上找不到。第一条，也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建成了，交给了苏联海军，成为现在俄罗斯海军唯一一艘航母。第二条就是大家现在知道的“瓦良格号”，正在乌克兰建造，分家以后财产分不清，乌克兰也很穷，穷得不得了。于是我就想到这是个机会，通过尼古拉耶夫造船学院的院长，说我们要去考察“瓦良格号”。我们这边也批准了，任命我为团长。1992年我们去考察的时候，乌克兰老百姓很苦的，把家里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到跳蚤市场上去卖。一考察下来，知道已经完成了65%，结果一直停在那里，已经停了两年多了，没钱造下去，好多设备都放在仓库里。至于那艘在建的核动力航母，美国人使坏，说他们出高价买了，就买航母上面的钢板，乌克兰急着需要钱就开始拆。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拆航母，看得我真是痛心啊。结果拆完了之后，美国人又说不要了，所以结果乌克兰把核航母拆掉了，钱却没拿到，还是个穷光蛋。
我们考察回来以后认为真是个好机会，就赶紧写了份报告，充分表达了这个机会的重要性，少花钱，多办事，快办事，航母就可以上了。我们只要完成后面的35%，而且设备都有，我们组装一下，培训人员，就可以用了。报告上去以后，中央军委开会讨论“瓦良格号”的问题，我也被叫去汇报。那时候刘华清已经是军委副主席，结果大部分委员同意，仅有一位不同意，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后来乌克兰还是要卖，澳门有个商人，花了几千万美元，买来了。但是他买的只是个船壳子，里面统统被掏光了。他又跟我们船舶公司联系，帮他把贷款还掉，派人到乌克兰把“瓦良格”拉回来。到了2002年，才定下来修复“瓦良格”的项目，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幸好我们论证后开展的很多预研项目提供了技术储备，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搞航母必定要有舰载机，成都有个611所，沈阳有个601所，当时我领头搞航母论证的时候，航空公司非常积极，601和611所的舰载机的模型都做出来了，而且因为舰载机很有特点，做起来难度很大。最后定了沈飞601所。
制订国家“八五”计划，各个行业都要提项目，军口民口都在提。航天部提出了个载人飞船，我们提出搞航母。我们这个项目在国防科工委一致通过，放在了第一位，载人飞船也要搞，放在了第二位。最后1992年1月中央决策，把航母先放下来，载人飞船先上。其实在航天技术领域，导弹、卫星在军事上的用途都很多，“北斗”卫星用处就很大，早该搞了，而载人飞船虽然在科学技术上进步意义非常重大，振奋人心意义也非常重大，也是相当伟大的一个项目，但是在军事上的用途说不清，飞一次就完了。周总理生前说过：“我们不搞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办好。”这句话是英明的，你看如今东海，钓鱼岛，南海乱成这个样子。
勇做海上长城
到明年2013年，母校造船系就要迎来建系70周年，这里我写了一幅祝辞献给造船系。我在这里面写道：
兹值母校国立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建立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向上海交大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致贺，并寄语学子共勉:
砥砺意志，开阔胸襟；坚忍磨炼，朴实严谨；自强奉献，服务人民；
品德修养与知识才学齐飞共长，勇当海上干城，誓为继承创新船舶海洋建筑开发而奋斗！
一九四六级校友尤子平于北京
交大造船系可以说是中国造船教育的“老母鸡”，后面起来的学校包括哈尔滨工程大学，许多交大的老师、学生去当了老师，都是骨干。大多数舰船研究单位、造船厂，老的骨干都是交大毕业的；老一辈的交大造船系毕业生都在造船界发挥骨干作用。不过，到了后来就不同了，上海交大出来的人在造船界少了。这里，我有个希望，希望母校的学生不要只想着留在上海，你们到我们国防科研单位来发挥所长；你们也知道现在东海南海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学造船的首先就要决心捍卫海洋，做海洋干城。
对现在学造船工程的学生，我有一个想法，不管是搞船舶设计，还是海洋工程，力学是基础，力学又以数学为基础，所以现在要下苦功夫学好数学。现在有一门最新的科学，叫系统工程。过去我们在学校虽然是通才教育，但是还不够，没有系统工程。搞工程并不是只有力学、数学，一定要可靠性、可用性、经济性、安全性都要学，每门都是学问。一定要掌握系统工程知识，实际上那些力学公式、造船原理公式真正应用的很少。而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知识非常欠缺，只有局部观点没有整体观点，是我们搞工程的大忌。我们很多建筑只求大，飞机场、火车站，大大大，进出都走得吃不消。到了冬天暖气不暖，到了夏天空调不凉，能量消耗不得了，为什么？没有系统工程。从发展来讲，宏观也好，微观也好，都要讲究系统工程，才能少花钱多办事，事半功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充实这方面的课程。
我们以前的老师都是兼课的，跟工程界、实业界有很多的联系，不仅教理论，还教很多实践知识，理论和实践结合。现在的老师水平是很高的，老师教书本知识，打基础，很重要。但是很多老师欠缺一些工程实践知识，这个要加强。专聘老师可能学校有困难，但是聘请一些工程界的老师来兼兼课。这样培养工程师才是全面的。美国核海军的祖师爷，叫乔治•理科弗，美国的核潜艇、核航母、核驱逐舰、核电站都是他搞的。他82岁退休，访问中国。我记得他和我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去听科学家的话，要听工程师的话。对此，我也有着深深的体会。我们现在国内，出了很多科学家，大科学家说什么人家就信，结果花了很多钱。工程师从实际出发，搞出来就能用，搞武器能打仗，搞产品能赚钱。学工科出来要学以致用。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